出版：1.《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 12 册（文物出版社，1993），页120（沪 8-145）。2.陶小明，《浙江四大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页10。3.郑以墨，《中国艺术大师图文馆·吴昌硕》（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页18。著录：1.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 4》（东方出版中心，2011），页1843。（鉴定意见：真迹，精）2.朱关田，《吴昌硕年谱长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页 146。3.朱关田，《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页334。4.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 4 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页1540。5.刘九庵，《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第 9 卷（故宫出版社，2020），页3754。
款识：昔人有以号为图者，于寻常傅神写照中，别开生面，趣事韵事也！然号或可图，若夫天然凑泊，一举而二者毕备，斯尤趣而雅矣。竹石方伯出素绢命绘，因师坡老朱墨石法为公作姓字图，或启下走曰：我公当世伟人，不应以笔墨为戏。合曰：坡老于数百年前早为我公作姓字图矣，余但抚之，恕未工耳！聊博我公一咲，不審我公其可否邪！丁酉暮春之初，安吉吴俊卿。
钤印：安吉、俊卿、吴昌石宜寿昌
1.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旧藏。2.朱之榛（1840-1909），浙江平湖人，字仲蕃，号竹石。同治年间以父荫出仕，后长期任职於苏州。从吴昌硕的款题可知，此幅《朱竹墨石图》正是朱之榛出素绢向吴昌硕索绘的。并且，此次索绘也并非是单纯索要吴昌硕的字画，而另外还有主题的限制。即因朱之榛所号为“竹石”，所以特别请吴昌硕绘制一幅对应的别号图。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在接受朱之榛的委托时，并没有使用画竹最常见的“墨竹”进行绘制，而是选择了红色的“朱竹”进行表现。此即展现了吴昌硕的细心之处，即朱之榛所姓为“朱”，又号“竹石”，所以吴昌硕才选择了特殊的“朱竹石”主题来进行绘制。吴昌硕《朱竹墨石图》—颜色、传统与画史意义《朱竹墨石图》作于1897年春，是一幅吴昌硕极少所见的“朱竹”题材作品。在以往研究中，仅知上款人为“竹石方伯”，而经过考证此即为苏州总捕同知朱之榛，号竹石。如此来看，《朱竹墨石图》即为吴昌硕特别为朱之榛所作的一幅别号图。特殊的颜色朱之榛（1840-1909），浙江平湖人，字仲蕃，号竹石。同治年间以父荫出仕，后长期任职於苏州。从吴昌硕的款题可知，此幅《朱竹墨石图》正是朱之榛出素绢向吴昌硕索绘的。并且，此次索绘也并非是单纯索要吴昌硕的字画，而另外还有主题的限制。即因朱之榛所号为“竹石”，所以特别请吴昌硕绘制一幅对应的别号图。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在接受朱之榛的委托时，并没有使用画竹最常见的“墨竹”进行绘制，而是选择了红色的“朱竹”进行表现。此即展现了吴昌硕的细心之处，即朱之榛所姓为“朱”，又号“竹石”，所以吴昌硕才选择了特殊的“朱竹石”主题来进行绘制。相较“朱竹”，画史上“墨竹”实际才是画家最常图绘的题材之一。并且在中国画史上竹的形象绝大部分仍是以“墨竹”的形式出现，并被历代画家所传摹与学习。文同（1018-1079）、赵孟頫（1254-1322）、郑燮（1693-1766）等都是画史上赫然有名的墨竹高手。而“朱竹”在画史上出现的数量则十分鲜少。朱竹未在画史上广泛流传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制于早期珍贵朱砂颜料使用的并不普及；而另一方面，从知识形塑的角度来看，明清以后画家入门学画时广泛学习的画谱版画也大都是单色（墨色）印刷，竹画自然也并不例外。这就导致了大部分画家在一开始学画竹时，几乎全部是以墨竹来入手的，红色的“朱竹”其实并不在一般常规的认知范畴之内。“朱竹”的传统画竹即是“墨色”的固化观念可能在北宋才初次受到质疑。根据明清的诸多画题来看，苏轼是第一位对此提出质疑的画家，并且其可能也是第一次使用朱砂绘制“朱竹”的画家。不过苏轼的这次始创并非是有意为之，而是具有很高的偶然与戏剧性。根据明清画史文献记载，苏轼一次在试院时，一时兴起画竹，但当时却手边无墨，如此苏轼遂便使用朱砂画竹，就此才有了画史上第一幅“朱竹”。并且苏轼还同时对墨竹提出质疑：竹本绿色，世间本也无黑色的竹子，那么红色的竹子（朱竹）又何尝不可？朱竹除为苏轼所始创外，实际还另有多种说法。如孙克弘（1533-1611）就有一说朱竹为始自寿亭侯（关羽），而王稚登（1535-1613）则说朱竹始自米芾（1051-1107）。除此以外，还有朱竹始自管道升（1262-1319）与明初画家宋克（1327-1387）等多种说法。虽然朱竹的启始众说纷纭，不过目前所见存世的朱竹作品最早仅能追索到文徵明（1470-1559）。文徵明的两件《朱竹图》分别绘制於1534年和1555年，现均藏台北故宫，为目前所见朱竹题材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作品。文徵明以后，明代有朱竹存世的画家和作品则也不多，而孙克弘（1532-1611）则可能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直至清代以后，尤其是清末，朱竹的风气则才又开始风行开来，而此可能则又与海派的崛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吴昌硕《朱竹墨石图》的画史意义作为海派巨擘的吴昌硕一生中曾作过为数不少的竹图，不过“朱竹”则仍十分罕见。以目前所见吴昌硕存世竹图中，绝大部分仍以墨竹为主。而随着近年来学界对传统中国画颜色的关注与讨论，吴昌硕的“朱竹”作品则可能更具有特殊的价值。除此之外，《朱竹墨石图》作为一幅有明确纪年为1897年的作品，是年吴昌硕五十四岁，仍在中年，不仅是朱竹，就连墨竹题材相对晚年以后来看仍也不多。《朱竹墨石图》作为吴昌硕中年所绘极少的“朱竹”作品，对理解吴昌硕的颜色使用及中年风格都同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风格来看，《朱竹墨石图》则也有其特殊之处。首先，吴昌硕常见的竹石题材构图十分固定。如其1918年所作的两件《竹石图》均是由一侧的山石加之数丛直立挺拔的修竹，之后再辅以长跋。这实际是明清以来竹石题材绘画常用的固定母题范式，如北京故宫藏李方膺（1695-1754）《竹石图》即与吴昌硕的两幅墨竹构图、笔法均十分相似。而这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吴昌硕“金石入画”的风格究竟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何种调整？或者说吴昌硕的画史意义究竟体现在何处？不过至少从吴昌硕的墨竹题材上看，相较前人，似乎并未作出十分颠覆性的改变。而相反的，吴昌硕《朱竹墨石图》在构图上便十分特殊，其并不似明清固化常见墨竹构图，而是以尖竦的山石和斜向的枝干组成，加之右下的题跋，使画面整体构成一个十分稳定的三角结构。这样的构图方式在前代竹石题材绘画中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吴昌硕此幅《朱竹墨石图》的构图是从何而来呢？如若将吴昌硕的其他绘画一并纳入考量，那么其实可以较为容易的发现，这种三角形的构图元素一直出现在吴昌硕的花卉题材绘画之中，尤其在他颇具金石风格的作品中则更为显著。《红梅图轴》（1916）及《岁寒三友》（1923）在构图上便都十分显著的使用了这种三角构图元素。从此一角度来看，吴昌硕此幅《朱竹墨石图》的制作，则或正可视为吴昌硕金石风格对传统竹石图母题的改变，而此也是其墨竹题材作品未所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