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纸墨俱乖，目精又眚，涂鸦似尔，裂之可尔，寐叟为苏厂仁兄书。钤 印：学无学、海日楼

释文：晓窗微听落花声，更著栏干从踟蹰。行春日春林语春，鸟心王心数剧心。兵哀时且有灵均，感弃杖难追夸父。程只向吟边湔墨染，可怜天意念苍生。《春日》耄耋神已泣，将为墟墓游。瞿然七十年，四恩虚未酬。有物蛰方寸，梗如骨在喉。病马尚闯足，枯鱼乱衔钩。鬼躁或见嗤，解脱良无由。终身此大愚，会有来生不？中夜起弹琴，斑然狸首抽。高声吾能记，天地为鸣球。神仙剑刃解，菩萨头目施。创为靺鞨光，气作天王旗。冤对克不逢，穷途乃全归。生无子文骨，焉得锺山祠。逝矣清泰邦，振我莲花衣。神趣诡得免，佛护甯初期。愿（以）千劫说，秘祝金轮厘。澄澄七宝池，苌叔珠沉猗。《寤言七写之二》
上款人“苏厂仁兄”即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太夷，号苏勘、苏庵、海藏楼主人、夜起庵叟等，福建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历任驻日使馆书记官和神户领事、广西边防大臣、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入民国居上海，鬻书自给。工诗，善隶书，兼善画松。海上著名书家之一。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道周与倪元璐作为师法的对象。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笔记、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这例编次之，颜日《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