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1.《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1），页46。2.刘九庵，《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第9卷（故宫出版社，2020），页3791。3.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4》（东方出版中心，2011），页1922。出版：1.《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12册（文物出版社，2001），页127。
款识：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酒随游客无虚日，云伴诗僧住好山。松阁夜谈灯火寂，竹床春卧鸟声闲。佛前不作逃禅计，丘壑宜人久未还。刘公佥宪史君明古，偕予及继南弟为湖山之游，至飞来峰，不忍去者累日。夜宿详上人所，索纸墨以为兹山写真，因系诗云。成化辛卯春仲望日，沈周。
钤印：启南、沈周私印、有竹可免俗无钱不厌贫鉴藏印：徐邦达珍赏印、邦达审定、戴氏芝农藏书画印、翰墨轩芝道人供养、汪氏子澄、彭城生、徐懋勋鉴藏印、刘氏廷美、小洞庭真逸、玉庐主人题签：沈石田灵隐纪游图神品，心远草堂珍藏。渔村题签。
钤印：子深
1.吴子深题签。说明：2刘珏、戴植、汪子澄、吴子深、徐懋勋、徐邦达递藏。3.上海文物商店旧藏。鉴藏者简介：1刘珏（1410-1472），明早期吴门画家，字廷美，号完庵，举人，尝官刑部主事、山西按察司佥事。擅山水，师元人吴仲圭、王蒙、盛子昭诸家法，“烟岚草树，绵邈幽深”，沈周尝师事之。2.戴植，清书画家、藏书家、书画收藏家。字培之，号芝农，一号成芬，别署诚庵、芝道人、听骊馆主人、培万楼主人、翰墨轩主人等，江苏丹徒人。3.吴子深（1893-1972）原名华源，初字渔邨，后字子琛，号桃坞居士，江苏苏州人，曾赴日本考察美术。家为吴中望族，收藏宋元古画甚富。曾以巨资创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于沧浪亭畔，自任校董及教授。4.徐懋勋，字景春，号尧臣，徐邦达父，民国时期任职于德国连纳洋行，喜书画，嗜收藏，与沪上书画家往来频繁，获写赠颇多。王鼎铭，字雪槎，浙江嘉兴人，蝇头小楷名闻一时，鬻书沪上，亦善作墨兰。5.徐邦达（1911-2012），字孚尹，号李庵，晚署蠖叟，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与谢稚柳、启功并称书画鉴定三大家，是艺术史界的学术泰斗，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家和著名的书画家。6. 汪子澄，收藏家，“汪氏子澄”印同见于故宫博物院收藏黄公望《丹崖玉树图》。“纸 色 精”刘九庵对《飞来峰图轴》的鉴定意见刘九庵（1915-1999），河北省冀县大齐村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当代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曾任国家历史文物咨议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是我国文物博物馆界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自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起，刘九庵便开始了故宫书画整理、鉴定、征集和研究的工作，之后更与徐邦达、朱家潜等先生一道，开创并奠定了书画鉴定科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刘九庵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古书画鉴定、研究工作70余年。在鉴定中其提倡“在实践中思考，在比较中鉴别”的宗旨，而在具体研究上则是提出“书画鉴定当以目鉴为准，辅以必要考据”的方法。如此来看，这一观念在图像资料日益丰富与文献考据十分盛行的今日，仍具有值得反思的重要意义。1983年6月，由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再次担起重任。谢稚柳、启功先生任正副组长，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杨仁恺、谢辰生等七人组成。自1983年8月开始，持续了近八年，分为十五期工作，总共过目书画作品在六万件以上。而后成果全部展现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之中。时至今日这套书目仍是中国古代书画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基础参考。“上下一千年，纵横两万里”本是文嘉（1501-1583）赞颂赵孟頫（1254-1322）艺术成就时所用的夸张言语。但刘九庵鉴定书画早起北宋以前，晚至晚晴，早已超过千年以上；而其一生奔波于海内之外，行程早已超过两万之里。仅在其生年前出版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一书中，载入画家就达近千人，作品数千件。2020年，由故宫出版社重新整理发行的《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以汇集其手稿269册，300余万字，完整记录下刘九庵先生自1956年至1997年共计42年的古书画鉴定心得。包括工作日记、书画过眼著录、相关文献抄录、研究专题的材料汇集等资料，脉络清晰且系统完整。这是刘九庵手稿第一次大规模的完整正式出版。《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不仅较《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体量更大，且更为详尽。尤其是其选择以手稿形式出版，辅助适当文字说明，直接呈现了以前众多未公开之一手资料。如此，若将《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与此书比照来看，则更能深入理解刘九庵先生的鉴定方法与观念。以往我们仅知刘九庵对王宠（1494-1533）、朱耷（1626-约1705）、金农（1687-1763）、张大千等人具有突破性的个案研究，但却较少关注先生对整个中国书画史及其他个案书画家研究方面的贡献。依《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前言记载，其中由其从过目书画作品重新推知的画家生年者就达一百六十余人，新增书画作品更不计其数。而沈周作为明代画史吴派中最为重要的开宗大家，先生也必有过详实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以专论的形式发表，但凭借《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的出版，对照《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仍可一窥先生对于沈周的颇多研究。根据《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先生记录的沈周绘画就有57件之多，而《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记述先生在各地过目沈周作品多达数百件，足可见先生对沈周的鉴定用功极深。并且其中还多附有先生的记录与鉴定意见。其中“目”、“账”二字最多，而其所见之精品则往往记录“精”字，但翻阅笔记，实际有如此记录者则少之又少。《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第9卷，总第122册《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古籍书店、友谊商店、文物商店书画鉴定记录》中，便记录到曾于1986年5月18日至27日在上海文物商店曾观看沈周《飞来峰图轴》，且并录其中的部分题跋。而画则记录为“纸 色 精”。“纸”即“纸本”，“色”即“设色”，物质情况皆与此件《飞来峰图轴》相符；而再将鉴定研究笔记与沈周此件《飞来峰图轴》题跋对照，也完全符合；且再结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所记此轴旧藏上海文物商店，也与刘九庵鉴定研究笔记所记所相一致。如此便更可以确定，先生观看过的沈周《飞来峰图轴》即是本卷《飞来峰图轴》。而“精”的评价也说明先生对此卷持有十分肯定的认可态度。欲寻圆泽今何有，谁话三生未了缘？—徐邦达旧藏沈周《飞来峰图》解析王瑀/文“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1对于彼时初到灵隐的沈周而言，横亘于灵隐梵刹与飞来峰之间的冷泉涧两岸，最令他流连。这不仅有诗为证，此番重现人间的徐邦达家藏《飞来峰图》（以下简称“徐藏本”）亦是其对此行的留念。然而，这件又被后人称为《灵隐纪游图》的画轴并非简单的行旅纪游或情景再现，还蕴含着更为深厚的情感积淀。成化七年二月初四（1471年2月23日），沈周（字启南）、沈召（字继南）与刘珏（字廷美）三人同舟抵达位于吴江的史鉴（字明古）家。第二天一早，他们一道启航，驶往杭州方向。这一年，沈周四十五岁，而刘珏已经六十二岁。对于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沈周素来敬佩。他曾在刘珏所作的一件松石图上写下“彭城佥宪今吾师”之语。2“彭城”是刘珏的祖籍，他因此自称“彭城生”，而“佥宪”则指代其曾担任的山西按察司佥事一职，时人亦因此尊称他为“刘佥宪”。当刘珏于天顺八年（1464年）致仕还乡回到吴门以后，沈周便时常与他酬唱交游，追随左右。大约在刘珏返乡后不久，沈周在吴宽的介绍下与史鉴相识并订交，由此开启了二人从好友到姻亲的一世情缘。史鉴很早就期待一场有“名人胜士”相伴的杭州之旅，而这一愿望也在他与沈周、刘珏结识之后变得更为强烈，遂与二人早早订约。不过，直到三四年后的成化七年，他们方才成行。沈周之弟沈召闻讯也加入其中。这是沈周第一次游历杭州，也是他与包括灵隐飞来峰在内的诸多名胜的首度邂逅。前往杭州的旅程起初并不顺利。出发后的第二天，一行人便在檇李（今嘉兴）为雨雪所阻。当晚，刘珏为沈召描绘了一纸山水，沈周与史鉴挑灯和诗其上，以为消遣。这件被后世称为《临安山色图》的画作具有纪游性质，曾为王季迁旧藏，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尽管从画面内容很难确定此图所绘究竟是杭州何处之景，但从作者洗练的笔触仍不难感受其创作时的快意。画面以黄公望风格的披麻皴与苔点绘就，但皴法更为松散恣意，笔迹湿润，酣畅淋漓，颇有“逸笔草草”之感。根据刘珏在画面右上角所题短诗中“当年马上看，今日图中见。”的语句，可知他早年曾游历过杭州，而《临安山色图》便是对旧旅的缅怀，也寄托了他即将故地重游的情思。“何必到西湖，始与山相见。”当沈周面对着刘珏画中的杭州山水，不禁浮想联翩。他深感“湖山之胜，恍在目前”，进而发出“尚何待于南游哉”的感叹。（配图《临安山色图》沈周题跋）以画纪游，是当时吴门文人画家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显然，这种“纪游”未必“即时”，也未必“纪实”，亦可能是画家在特定情境之下借景言怀、抚今追昔的精巧构思，是历史、现实与理想的交织。而这一点，在徐藏本《飞来峰图》中同样有所体现，显示出沈、刘二人在创作思路上的相似。据史鉴记载，在这场为期半个月左右的杭州之行中，沈周只有一次即时的绘画创作。而这次创作的发生地点，就在灵隐。初到杭州的第二天，沈周等人在本地好友刘英（字邦彦）的陪同下从保叔寺出发，乘肩舆沿北山一路向西，先后游览了智果寺、参寥泉、贾似道故居、岳飞墓等名胜古迹，随后又向南由洪春桥、九里松向灵隐、三天竺一带进发。他们原本打算在游览完位于芝岭的普福寺后便投宿于此，不料寺僧皆出游未归。一行人只好悻悻地继续西行，经过合涧桥，来到飞来峰前。沈周与飞来峰的因缘，便这样在暮色的缓缓降临中意外地展开。“小朵玲珑合涧边，武林名胜当此先。”3初入眼帘，飞来峰的“玲珑”给沈周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呼其为武林名胜之首。史鉴记录下他们初到飞来峰时所看到的景象：“峰之石无秋毫土壤，皆绀碧腻滑，攒蹙迭皱，峛崺磈礧。俯若颓云，仰若偃盖，峙者兽踞，骞者鸟腾。望其颠如圭璋呈露，即其址如琼瑰委积，神设鬼施，千态万状而莫有同者焉。”4完全石质的飞来峰以其千态万状的造型引发众人惊叹。“落落仙班齐玉笋，岩岩宝座拥青莲。”5徜徉其间，形态各异的山石与错落雕琢的造像令沈周目不暇接。在飞来峰石质的外表之上，还布满了各种异木奇卉。这些植被“不辨其名，穿透崖石，根露蔓延而肤理光泽，枝叶葳蕤，华盛美好。”6在徐藏本中，我们看到画家在画面中部刻画飞来峰的外观特征时，大量运用了王蒙式的短促而扭动的皴法以表现岩石的卷曲形态，并且在一些山石的边缘，以浓墨绘制出下垂的繁密植被，这些画面要素皆为沈周所亲见，具有较高的写实性。而这种近似王蒙的画法，亦是沈周早期山水画中常见的风格元素。除了特殊的外观，飞来峰下的龙泓与呼猿两洞也令旅人们获得别样的体验。这些石洞“皆曲畅连贯，窈然若穷，忽又明朗，纵横出入，恍不知其端倪。”7一行人充满好奇地各自进洞摸索，忽然又与彼此在洞中相逢，一时间，欢声笑语回荡于飞来峰的上空。在徐藏本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画家以倒垂的朵朵石笋标明了飞来峰间洞口的位置，可见描绘之精。这些石洞引得沈周想入非非—“独舍尚期崖下结，余酣且就洞中眠。”8—幻想着能在此中度过隐居的生活。“合涧桥边缓步时，眼前无处不清奇。”9刘珏的诗句流露出大家畅游飞来峰时共同的惊喜之情。一如他们当天意外地来到飞来峰，飞来峰也令本因未能投宿普福寺而失望的他们深感意外。不过，当天飞来峰下的意外还不止于此。在徐藏本中，画家以接近三分之二的画幅，在画面上部表现了飞来峰及远山的景象。一条溪流横贯飞来峰下，既分割出画面的中景与近景空间，又串联起整幅画面最为核心的场景。这条溪流便是冷泉涧，“如一玉带抱峰背，流至灵隐寺前。”10它流经飞来峰北侧，对岸便是灵隐寺。因此，徐藏本的画面布局以冷泉涧为界，上部为飞来峰，下部为树石掩映的屋角和塔尖便是灵隐寺所在，准确地还原了景物的位置关系。相较之下，立于涧边的冷泉亭是画中唯一得以完整表现的建筑，而这才是画面真正的核心场景—正是在冷泉亭，沈周等人再一次收获了意外之喜。游览完飞来峰，旅人们打算在冷泉亭中饮酒小憩。“仰观高岭列，俯玩清泉度。”11欣赏着对面秀美的山石，聆听着“声如鸣珮”的水声，一行人举杯对饮，无比惬意。正在此时，一位僧人到来，他便是刚从城中归来的灵隐寺僧详公（一作“祥公”）。详公别号慎庵，受戒于前任住持理公，自天顺年间始任灵隐寺住持。据《灵隐寺志》载，在详公的主持下，该寺“学者景从”可见其对文人高士颇为亲近。12当详公远远望见这群旅人时，最先注意到的乃是他们所乘肩舆上的书册，于是当即直呼：“客非常人也！”走近前来，他并未急于询问沈周一行人的名号来路，而是直接加入其中，一同举杯。详公的意外到来，丝毫没有破坏游客们的兴致。“众皆引满不辞，颓然就醉。”13后来，刘英因事先行辞归，只留下刘珏、沈周、沈召、史鉴与详公五人一道继续对饮。他们进而坐在灵隐寺前的石头上，沉醉于缓缓降临的夜幕，“融然神释，快然心畅，万虑俱息，直欲身世两忘。”14当晚，沈周他们便“意外地”留宿于灵隐寺内详公的面壁轩中。翌日，沈周一行继续游览了灵隐附近的三天竺一带。暮色将临，详公似乎颇为担心，频频遣人催促游客们返回。当沈周他们趁着月色再次走过合涧桥，经过飞来峰回到灵隐寺时，发现详公已备下酒席等候。席间，主人问及当日的游览，史鉴说：“三竺下竺胜”，沈周则应声道：“四僧此僧高”，可见他对详公的赞赏。15当晚，沈周秉烛作图，并将之赠与详公，“留山中为故事”。16那么，徐藏本是否就是沈周当晚所绘的这件画作呢？如前所述，从画面内容上来看，徐藏本所呈现的飞来峰、冷泉亭、灵隐寺等景物均具有很高的写实程度，应源自画家身临其境的视觉记忆而非凭空捏造。然而，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确定徐藏本便是那件即时之作，但至少可以认定画家在创作此图时，依然对画中的景物留有清晰的认识。更多的结论，还需从画幅右上角的沈周题跋中获得。仅从跋文内容来看，似乎同样将此图指向当晚的创作。这段跋文由两部分构成，前为七言律诗一首，后一段为题记如下：“刘公佥宪、史君明古偕予及继南弟为湖山之游。至飞来峰不忍去者累日。夜宿详上人所，索纸墨以为兹山写真，因系诗云。成化辛卯春仲望日，沈周。”首先，若从落款时间来看，便与事实存在龃龉。“成化辛卯春仲望日”即为二月十五日（1471年3月6日），按照史鉴的说法，当时从吴江到杭州，舟行快则三日，慢则四日，因此二月初五正式出发的沈周一行至迟应在二月初十必已到达杭州。而在初到杭州的第二日傍晚，他们便来到飞来峰，并仅在此逗留两晚后离开，故此在灵隐寺秉烛作画的时间不会晚到十五日。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根据史鉴的记载，二月望日这一天，沈周正与众人泛舟西湖，而他们的杭州之行也即将进入尾声。因此，题记中所写的日期并不准确。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徐藏本并非即时所绘，而是在此行之后凭记忆绘就，因此日期出现些许偏差是完全有可能的。其次，细品题记，内容只强调同游人名和“为兹山写真”的目的，似乎在刻意强化纪人与写景的目的，而不似为专为详公所写，并不契合“留山中为故事”的意图。第三，据史鉴所言，当晚他们几人都曾在那件画作上留题，且“皆冥搜苦思，务出竒语以相胜”，然而徐藏本上仅见沈周题诗，未见他人书迹。17活跃于晚明的收藏家张丑曾见过一件沈周所绘的《飞来峰图》。该作“纯法黄鹤山樵，乃是早年同刘廷美、史明古同游武林时作”，在画风上与徐藏本较为接近。18但张丑特别提到，此作上还留有刘、史二公的题咏，并赞其为名迹。显然，这件《飞来峰图》的样式更接近史鉴的记载。此外，刘珏还有一首名为《灵隐寺题画》的七言律诗传世，中有“老禅一见如曾识，半夜挑灯和我诗。”19之语，或许便是他当晚的赋诗。综上所述，徐藏本显然不是沈周当晚绘于灵隐寺内的那件作品。但是，并不能据此否认此作为沈周所绘或因此低估其价值。相反，徐藏本的出现为丰富我们关于沈周以灵隐飞来峰为主题的绘画创作的有关认识提供了新的例证。前面已经提到，徐藏本沈周题记在内容上显得与详公无甚关联。实际上，题诗中亦存在类似的现象。兹将题诗全文录下：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酒随游客无虚日，云伴诗僧住好山。松阁夜谈灯火寂，竹床春卧鸟声闲。佛前不作逃禅计，丘壑宜人久未还。该诗与《石田稿》中所收《留别灵隐祥公》一诗文辞相近，而后者应为沈周在灵隐即时所作。两诗的差别在于，《留别灵隐祥公》中未见“酒随游客无虚日，云伴诗僧住好山。”20一句，而是以徐藏本题诗中的颈联、尾联为颔联、颈联，并以“僧能占住修何福，我不耽游负此山。”作为尾联。相较之下，《留别灵隐祥公》无论从标题还是内容上来看，都突显出与详公及其僧人身份的紧密联系，符合授受情境，而徐藏本题诗不仅削弱了这一点，还以“酒随游客无虚日”这样的诗句来强调游客的主要性。这种与前述题记中相同的逻辑，或可推论徐藏本题诗由《留别灵隐祥公》演变而来，但此时作者所关注的对象已从详公转变为同游之人。因此，尽管徐藏本并非灵隐寺当晚所作之图，但其创制应与同游之人相关。这件看似纪游的作品，实为纪人所作。那么，这位引得沈周着意绘制的同游之人究竟会是谁呢？让我们重新回到整幅画面的核心场景——冷泉亭。尽管沈周等人曾在这里与详公偶遇并把酒言欢，但他却选择描绘了一座空空的亭子。这种处理方式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关于详公并非此图重心的推测。如此，游人安在？只见冷泉亭的右侧，两人正顺路而来。在画面下部的松林间，还有三人正相继从灵隐寺内步行而出。这五位人物的身形均受到景物遮挡，甚至置身林间不易分辨。只有冷泉亭左上方那位伫立于彼岸桥头的人物，不仅以全身亮相，更是处在最为醒目的位置之上。画中出现的这六位人物与当天冷泉亭中对饮的人数相合，应该非沈周随意所绘。其中，位于画面最下方的那位人物可以明显看出是一位僧侣，他是否便是详公？如果他就是详公，则其他五位画中人应当便是刘珏、史鉴、刘英以及沈周和沈召。画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当年对饮的同游之人永久地相聚在飞来峰前。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这位身处醒目位置的人物，身着红色官服，头戴双翅幞头，俨然一副官员模样。只见他面朝飞来峰抬头凝望，独自置身冷泉涧的彼岸。通过这样的描绘，画家不仅传递出这位人物的官员身份，亦将其与另外五位人物从空间上截然分开，使其在画面中更为突显。我们认为，这位被突显出来的人物，就是与徐藏本的创作密切相关的同游之人。遍览同游之人的履历，唯独刘珏曾经为官。因此，徐藏本中出现的这位身着官服的游人，应当就是他。然而，彼时已经卸任七年有余的刘珏显然不会身着官服参加旅行，这便体现出沈周纪游画作中存在的非“纪实”因素。尽管徐藏本中的景物真实，人物也能对应，但是在具体创作时，由于创作逻辑、目的以及情境的不同，亦会出现理想中的场景。因此，徐藏本虽名为《飞来峰图》，但其实是在记录一场真实出游的基础之上，着意表现刘珏形象的理想化创作。沈周为何要在此作中着意表现官员形象的刘珏呢？换言之，沈周可能在怎样的情境下绘制这样一幅与刘珏关系密切的《飞来峰图》呢？徐藏本上的
钤印或可为我们提供线索。在其画幅上所保留下来的同期印鉴中，除沈周的三方印鉴外，同行之人中仅见刘珏的三枚印鉴，可证徐藏本与刘珏的直接联系。这三枚印鉴均为朱文，分别为画幅左上角纵向钤盖的“小洞庭真逸”与“镏氏廷美”与钤盖在画幅右下角边缘的“彭城生”。“小洞庭”是刘珏致仕返乡后在自家营建的园林，在当时的吴门文人圈中十分有名，然而“小洞庭真逸”一印在刘珏传世书画中并不常见。其余两印则较为常用，在前述刘珏信笔所绘的《临安山色图》中，便钤有“镏氏廷美”一印，但未见“彭城生”印。而在现存沈周所作的《魏园雅集图》上，留有刘珏的题跋。前有“彭城生”印，可知此印常作为跋前引首印使用。在徐藏本中，由于刘珏未能题跋，因此该印的钤盖位置与常见情况不同。是卷为何没有刘珏的题跋？这个问题今天难以确知。但是，从徐藏本画面中刘珏身着官服，以及对他仰望飞来峰动态的描绘，都传递出一种纪念性的意味。这种意味并非简单地纪游，更充满了对主人公的情感寄托。我们推测，创作此图时的刘珏可能已经病重或者离世，无法或不可能再亲笔题写跋文了。这种可能并非无迹可循。在徐藏本的左下角，还钤盖有沈周的两方印鉴。其中，上部为“有竹可免俗无钱不厌贫”朱文方印。这方印鉴在沈周的传世画作中并不常见，亦可在其作于1473年的一件仿倪山水中看到。从印文来看，此印应与沈周有竹居有关。1471年，就在沈周结束杭州之游后不久的春夏之交，他曾对有竹居进行修葺。从《仿倪山水》的
钤印情况来看，沈周应在修葺有竹居后的一段时间内使用过这方印章。若事实果真如此，则徐藏本的绘制时间亦不会距离1471年太远。就在成化八年二月初八（1472年3月17日），刘珏不幸辞世，而此时正值杭州行一周年之际。当年入春以来，刘珏一直病重。为此沈周曾作《青玉案》一首排解悲怀，开篇便是“去年春色西湖路，忆与美人寻去。今日江南春又度，回头人事，可怜堪叹，不及春如故。”21之语。面对病榻上的刘珏，一年前同游杭州的经过历历在目。昔日的美好回忆，时隔一年就成为刺痛心扉的利器。凭借尚未模糊的记忆，精心绘制一幅以刘珏为中心的《飞来峰图》，或可成为沈周怀念这位前辈的情感寄托。刘珏的谢世，令沈周“一夜伤心变白头”，堪称沉重的精神打击。22十九天后的二月廿七日（1472年4月5日），详公自杭州来访，借宿于有竹居中。夜雨淅沥，面对着这位一年前在飞来峰下与刘珏一同邂逅的好友，回想起冷泉亭对饮的那个午后，沈周心绪难平，无法停休。原本一年后的这场再正常不过的交游往还，却因刘珏的倏然离世而平添伤感—“完庵已作（古），明古又不得时见，殊思怀抱。”—满怀幽思的沈周应详公之请，将上述记语及两首七言绝句题于画轴相赠。尽管这件如今被称为《灵隐高山仰止，慎行一生：徐邦达递藏沈周《飞来峰图轴》徐邦达一生过眼书画众多，著述破丰，《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都是今日耳熟能详的徐老著述。“国眼”、“徐半尺”等都是后人赠予徐老的美誉。不过徐邦达除在古书画鉴定领域成就斐然外，其还有我们并不熟知的一面。即其本身也收藏并创作书画。徐邦达出生在旧上海家境殷实的洋商买办家庭。在他和张珩到北京参加工作之前，一直都在上海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书画收藏即是青年时期徐邦达的爱好之一，也是他真正用心的事情。徐邦达之父徐懋勳，字景春，号尧臣，民国时期任职于德国连纳洋行。其本身也喜书画，并具有一定数量的书画收藏，且与当时沪上书画家往来频繁，这可能也影响了年幼的徐邦达。沈周《飞来峰图轴》上钤有的一方“徐懋勳鉴藏印”，说明此幅即应是徐邦达父亲徐懋勳所收藏的。徐邦达因年少时就显露出对书画方面的特别偏爱。因此徐懋勳在其十五岁时就请了当地著名画家赵叔孺教授其绘画基础，后来在其十八岁时又拜在了苏州著名画家李醉石的名下。而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则是跟随“巨眼”吴湖帆学习，除此以外，还有大收藏家张葱玉。在年少时“游艺”的历程中，徐邦达还先后结识了吴子深、冯超然、黄宾虹、张大千等一众亦师亦友的朋友。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为了近代中国书画史中鼎鼎大名的艺术家。徐邦达在年少时就十分喜好收藏古画。初出茅庐，十八岁时的徐邦达就曾花费20两黄金购买了一幅王原祁的山水。虽然这幅王原祁在事后被证明是赝品，但是此事却让徐邦达受益终生。从此以后，他对古书画鉴定更下功夫。“实事求是，慎行一生”是徐邦达一生鉴定绘画的座右铭。“一半靠眼力，一半靠学问”则是其贯穿一生的鉴定方法。“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从不买别的账，也不妥协自己的观点。”是古书画鉴定界对徐邦达通有的共识。即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徐邦达发现并挽救了无数国宝级别的古书画作品，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郭熙《窠石平远图》（现藏北京故宫），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现分藏台北故宫、浙江省博物馆），赵孟頫《水村图》（现藏北京故宫）等等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佳品。1983年又加入重新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与谢稚柳、刘九庵、启功、傅熹年、谢辰生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汇整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后又择其精要者编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沈周《飞来峰图轴》上除有徐邦达之父徐懋勳的印鉴外，还另有两方徐邦达的印章，分别为“邦达审定”及“徐邦达珍赏印”，两方印鉴分别钤于画幅的左右下部，这说明《飞来峰图轴》作为徐氏的家藏，从徐懋勳手中也传到徐邦达手中。并且从“邦达审定”的印文来看，其对沈周《飞来峰图轴》也持有十分肯定的认可态度，而“徐邦达珍赏印”则更直接说明了徐邦达对此画的重视程度，沈周《飞来峰图轴》即是一幅连阅画众矣的徐邦达都所“珍赏”的。1.（明）沈周：《留别灵隐祥公》，《石田稿》，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9页。2.（明）沈周：《题刘完庵松石》，《石田稿》，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75页。3.（明）沈周：《飞来峰》，《石田稿》，《石田稿》，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8页。4.（明）史鉴：《记参寥泉鄂王墓飞来峰三》，《西村集》卷七，据文津阁四库全书本。5.上揭注3。6.上揭注4。7.上揭注4。8.上揭注3。9.（明）刘珏：《灵隐寺题画》，《完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8页。10.上揭注4。11.（明）沈周：《冷泉亭燕集》，《石田稿》，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9页。12.（清）孙冶：《灵隐寺志》卷三下，收录于白化文、张智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第60卷，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200页。13.上揭注4。14.上揭注4。15.（明）史鉴：《记韬光庵三天竺寺四》，《西村集》卷七，据文津阁四库全书本。16.上揭文。17.上揭注15。18.（明）张丑：《真迹日录》，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上揭注9。20.上揭注1。21.（明）沈周：《青玉案·因刘完庵卧病感旧而作》，《石田先生诗钞·诗余》，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9页。22.（明）沈周：《哭刘完庵》，《石田先生诗钞》卷五，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23.此诗名为《送祥公归灵隐时刘完庵作古感慨有作》，亦见于沈周《石田稿》，原句为“清梦时时绕上方”。收录于《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79页。24.上揭文，《石田稿》中原句为“再游惟恨少刘郎”。25.上揭注3。沈周《飞来峰图轴》曾经徐邦达递藏，不仅有吴子深签题“沈石田灵隐纪游图神品，心远草堂珍藏，渔村题签”，其中“心远草堂”即徐邦达之堂号。除此以外，本幅上还钤有“邦达审定”及“徐邦达珍赏印“二印。另外，还有“徐懋勳鉴藏印”，此为徐邦达之父徐懋勳之印鉴。由此可见，《飞来峰图轴》应为徐氏的家藏珍品。徐邦达（1911-2012），字孚尹，号心远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之一，与谢稚柳、刘九庵、启功、傅熹年、谢辰生等人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2021年适逢徐邦达诞辰110周年，开拍国际特别征集到徐邦达曾经递藏的沈周《飞来峰图轴》，藉此向徐邦达先生致敬。吴子深（1893-1972）原名华源，初字渔邨，后字子琛，号桃坞居士，江苏苏州人，曾赴日本考察美术。家为吴中望族，收藏宋元古画甚富。曾以巨资创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于沧浪亭畔，自任校董及教授。沈周《飞来峰图轴》的签题即为吴子深所写，由此也可见吴、徐二人间的颇深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