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六年（1578）刊本 8册 金镶玉 提要：王圻（1530-1612）：明朝官员，文献学家、藏书家。字符翰，号洪洲，上海江桥人（时属青浦县，清初属松江华亭，今属嘉定）。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清江知县，调万安知县，擢御史。以敢于直言，与首辅张居正等相左，黜为福建按察签事，继又降为邛州判官。张居正去世后，任陕西布政参议、中顺大夫资治尹，迁大宗宪。曾一度为明神宗傅师。 他和苏州王鳌、太仓王锡爵并称为苏南三杰，《明史》谓三人“学有设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为“一代俊臣”。 据史书记载，王圻自小生长在面临东海的吴淞江边，那里经常遭到倭寇与当地盲流的合伙侵袭，《明史》屡称“江南久苦倭”，导致当地民众自发组织其了民团武装抵御倭寇。嘉靖三十五年（1556）王圻探得聚守在野鸡墩的倭寇毫无防备，决定歼灭这股敌人。黄昏时刻，他率领团众一马当先，奋勇杀敌，全歼敌军八百余人，缴获兵船二十余艘和大批军需物资，并在吴淞江边焚烧了敌方兵舰。这一仗狠狠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以至于他们一听到王圻的名字就吓得魂飞胆裂，很久不敢上岸袭扰百姓。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为了防范蒙元残余势力复辟，及当时海盗与倭寇的猖獗，明太祖创立了卫所军制，随之产生了卫所武学。因此有明一代出版的军事学著述，其数量创我国历史之最。据专家考证，明代以研究《孙子兵法》为主体内容的各种刊本《武经七书》，目前存世和虽已失传但有文献记载的图书有三十种左右，著名的有刘寅《武经直解》、赵光裕《新镌武经七书标题正义》、沈应明《新镌注解武经》、王守仁《新镌武经七书七种》、张居正《武经直解》（一名《鳌头七书》）等十七种，其中当然包括王圻所撰的这部《武学经传句解》十卷。 正是由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和王圻有过一段抗击倭寇的经历，其本人又在北方任职，熟悉疆场之事（见石星序）。再加上他自幼跟随担任地方团练使的父亲王熠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使他十分留意于军事作战的实践和理论总结。虽以名御史闻名朝野，但平日里更以“文武自居”【见万世德序】。在隆庆六年（1572）被贬为邛州判官之际，他整理了自己倾注多年心血的军事学专着《武学经传句解》，并在官署刻梓行世。王圻对武学的热爱，还可从他编撰的《续文献通考》以及他和儿子王思义合纂的巨著《三才图会》中反映出来。《续文献通考》“兵考·总论军器”篇中记述了枪﹑刀﹑弓﹑弩﹑棍﹑杂器等各派武术；而《三才图会》“人事部”载有“射法图”﹑“马箭图”﹑“拳法图”﹑“枪法图”﹑“棍法图”和“旁牌势图”等﹐多录自《纪效新书》。“器用部”又从《武经总要》转录了不少武术器械图解。 此书以《易·师挂》居首，以作武经之祖，这一点为王圻首创【见顾序】。其凡例言：“旧刻卷序，先孙吴、次司马李卫，又次六韬三略，而素书不与焉。余谓用兵之法，当以道德仁义为本，而以权谋术数佐之。韬略二书，虽未必果出于太公与否，而其间议论多根于道德仁义，至司马、黄石二书，所述固不皆醇然，芜杂之语，而亦非专事纵横者比。故是解者，首师挂，次六韬三略，次孙吴司马，又次尉缭黄李，虽先后仿乎世代，而亦有微意存焉，读者详之。” 其后万历六年（1578）再次刻板，即此本，卷首石星序称“而注比前（指隆庆本）愈益加详”，说明此次再刻并非单纯的翻刻隆庆本，而是增加了许多新的注解。首万历六年云中万世德撰《武学经传句解》后序，次隆庆六年四川邛州知州关西赵方立撰《武学经传句解》后叙，万历戊寅吴兴顾尔行撰《刻武学经传句解序》，万历戊寅六年东明石星撰《重刻武经句解引》。隆庆六年云间王圻于临邛之鹤山书院撰《凡例》，末有校正姓氏题衔七行。 这些序跋者大多精通兵法，且都具有实战经验，他们对此书的一致认可，很能代表当时军方比较客观而公允的认识。例如石星官至兵部尚书，为第一次抗倭援朝的总指挥，其所撰序中高度赞扬了王圻能在太平盛世中犹留意武学、防范于未然的处世态度。而万世德是第二次抗倭援朝的总指挥，并建立赫赫战功，最终逼迫日军撤离朝鲜半岛，缓解了我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压力。他在序中称此书“会诸家而笔削焉，微者显之，繁者省之。取《易》之《师》以称经，余则列之为传，一易相沿之讹。而次第则以道德仁义为本。”顾尔行与万世德同属义气莫逆的官场同僚，其序云：“武故有经，以《孙子》始，而今以《易·师挂》为首，实自洪洲先生始云”，对其创新的军事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 每半叶十行廿一字，注小字双行。白口，单黑鱼尾，双边。书中不但有详细的注释，更在每卷末加以总评。充分体现出王圻独特的军事思想，对研究王圻本人及晚明军事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经四百五十余年的水火兵燹，今隆庆本早已亡佚，即此万历六年刻本国内也已失传。《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未载此书，国内仅嘉兴市图书馆藏有残本，存卷一至二，卷九至十。明清公私书目，仅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三“兵家类”著录“王圻武学经传句解十卷”，将它与刘寅《直解》、阎禹锡《集解》、李清《注释》并列于卷首，以为明代四大兵书。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圻辞官归里，朝廷赐建十进九院府第，隐居松江之滨，植梅万株，谓之“梅花源”，自号“梅源居士”。以着书为事，耄耋之年，“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 彻夜写作。 所编《续文献通考》254卷，兼采《通志》之长，仿《文献通考》体例，又多出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六门。年代与《文献通考》相接，上起南宋嘉定间，至明万历初年止。所收资料丰富，其中有关明朝的记载尤为珍贵。这一编纂工程在当年就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为此建立了“续文献通考馆”提供便利。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集部五”P1406著录明嘉鱼李承箕撰《李大崖文集》八卷《诗集》十三卷《附录》一卷：“明写本。有大印如左式：“续文献通考馆贮库守书/盗卖盗买者具照律治罪/有捕获盗卖者赏银十两/。”“这印戳必是明朝官印无疑，说明当年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时，政府给予了很大帮助与支持，还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续文献通考贮库”，里面放了很多官府藏书，为王圻编纂时参考之用，故而才会钤有这样的一个“续文献通考贮库”印记。 又与其子王思义合编《三才图会》106卷，14门，其中考证历代宫室、器用、服饰、珍宝、兵器等，绘制成图，为后世研究古物、古建筑者提供了重要资料。关于此书，范景中先生在《从艺术的观点看书籍史》曾以这样的口吻高度评价：“它以其浩瀚的插图百科全书形式，为各类制造新古董者提供了图像的借鉴，推动了一个崭新的古董世界的出现，已不是此处三言两语所能言。要想深入评价《三才图会》，也许要放在世界书籍史当中，才能给出更合理的判断，因为不论从插图的数量和知识的内容，都是惊人的。” 万历四十年（1612）在家无疾而终，终年81岁。王圻逝世时，万历帝失声痛哭，在卜葬当天着礼部吊言，以示恩宠。 一生著述宏丰，除上述两部巨著外，传世的有《洪洲类稿》4卷、《两浙盐志》、《谥法通考》、《稗史类编》、《云间海防志》、《水利考》、《明农稿》、《吴淞江议》、《古今考》等。主纂《青浦县志》，为青浦县第一部县志。个人收藏图书甚富，与宋懋澄、施大经、俞汝楫并称上海四大藏书家。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王圻不是那些默默无闻之辈，所撰之书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荡然无存。他可是晚明赫赫有名的官员与文献编纂者。这样一位学者的经典名著《武学经传句解》，竟然散佚得无影无踪，甚至连翻刻本都没有，以至于销声匿迹，实在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藏书家的心态，往往希望自己的藏书 “我有人无”，哪怕只有一、二件这样的藏品也可足慰平生。于是，孤本就成了他们不二的首选。但由于我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地，印本书源远流长，孤本也就相对较多。通常，那些名不见经传者或是书坊胡编乱造的书籍，即使孤帙也不为学界特别看重。而对于那些唐宋以前的著述、或是名人撰着，他们的孤本就显得格外珍贵。清代干嘉年间，常熟著名的藏书家陈揆，博学嗜书，搜罗善本不遗余力，建藏书楼“梂虎阁”于破山寺下。据不完全统计，所藏宋元金刻本达56种之多。后因收到唐人刘赓《稽瑞录》一卷，虽为万历刻本，以其绝无仅有，遂将藏书楼改为“稽瑞楼”。像这样不以宋元版而以明刻孤本命名书斋，可见清代藏书家对名著孤本的珍视程度。此部《稽瑞录》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如今，呈现在北京中国书店的这部海内孤本《武学经传句解》十卷，刊印精良，保存完好，实为稀世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