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带扣以上等和阗白玉籽料雕制而成，玉质坚实致密，细腻白润，堪为羊脂。器体一组成对，由钩和环两部分组成，均作拱面带板，外角内倭。钩雕作龙首形，圆眼卷眉，卷鼻阔口，头型端正，具有仿古韵味。环一端有椭圆形孔洞，钩环可相互套接。钩体与环体大小几乎一致，正面隆起处各高浮雕一条螭龙。螭龙双目炯炯有神，鬃毛飘逸，身体蟠曲扭动，四足外撑，尾部分叉盘卷，二螭与龙首相互呼应，表现出极强的动感和张力。钩下有扣钮，可供系挂。此件带扣工料俱佳，通体“珍珠地”打磨，纹饰、工艺皆具有典型的清代乾隆时期官造特征。但此件器物的重点却在于大面积分布的赭红色沁斑，此色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后天由人工染色所致，这种玉器染色工艺在乾隆时期还有着专门的名称—“琥珀烫”。 “琥珀烫”之说首见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且知之》，但未见记有材料及工艺方法。光绪己丑年，江苏武进的徐寿基在《玉谱类编—玩古》中提到琥珀烫，并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则用车轮旋转之法使玉与琥珀相揉擦如火热，琥珀之液自流于玉理。”由此可见，在清代玉器的仿古染色已经不算太稀奇的行为，为了追求玉器成品艺术上的完美，清代宫廷造办处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施以精工细腻琢制之外，人工染色的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对于宫廷玉器的染色，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皇帝曾专门写过一首御制诗《咏汉玉辋头瓶》，其诗云：“就其土浸精炼染，半真半假出匠师，然其假亦数百载，远胜油污今所为。”其注释云：“染玉之法亦有其道，今之伪为者率以油渍，与圬者圬墙了无以异，详见昔所作《玉杯记》。 乾隆皇帝所作御制文《玉杯记》记录了关于玉器人工染色的真实事例。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在玩赏一件古玉杯时，发现玉杯表面附着一层类似粘稠粥汁样的东西，形成磋手的凝结层，不知其为何物而又不能解释，便叫清宫造办处的玉工姚宗仁来看。姚宗仁马上就认出此杯是他祖父所制，接着讲了其父亲教授他的以琥珀“淳炼之法”和 “染玉之法”等一系列“琥珀烫”人工染色仿制玉器天然沁色的方法。姚宗仁于乾隆初年在清官造办处供职，根据《玉杯记》的写作时间，推测其祖父应主要生活于康熙中期的苏州。由此可以确定，在康熙年间苏州已经出现了人工染色技术，而且技术高超，作品能够蒙过多层官员的眼力，而成为清官的收藏品，甚至见多识广、精于鉴赏的乾隆皇帝也不明其理。 以上这些史料说明，热爱玉器收藏并有一定鉴赏能力的乾隆皇帝，对于玉器的人工染色，提出了自已的审美观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玉器制作中“琥珀烫”等玉器人工染色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而《玉杯记》所指的“双婴耳玉杯”实物现今依然藏于北京故宫之中，观此杯之色泽与此件带扣如出一辙。 玉器仿古作旧最早出现在宋代，随着北宋末年收藏热潮的兴起，前朝古玉受到了众多文人士大夫的追捧，但传世古玉毕竟数量有限，当市场需求出现后，仿古玉器也随之应运而生。但当时的仿古玉器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为了摹仿古玉风范，附庸时代风雅而仿制古代玉器。另一种则属于受利益驱动，为了谋取利益而进行的作假制赝。二者虽然都是仿古，但出发点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到了明代，仿古玉器中的人工染色技术已经较为普及，但由于信息的闭塞，很多玉器染色作旧手段并未被古玉收藏者和辨伪者所识破。直至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鉴赏者的心中已经有了人工染色可以作沁的概念，并且有了一定的辨别沁色的能力。清乾隆时期是清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仿古玉器生产更加兴盛，是中国玉器史上仿古玉生产的高峰阶段。受宋、明以来文人好古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乾隆皇帝尤其喜爱“故朝旧苔痕”。对于乾隆帝来说，人工染色也属于清代宫廷治玉工艺中对玉器的一种特殊美化手段，这种工艺不但乾隆本人清楚地了解，而且从这件弥足珍贵的带扣之“琥珀烫”的最终效果来看，清乾隆时期的宫廷玉器染色技法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 全器用料奢侈，布局对称讲究，纹饰高贵典雅，工艺娴熟精湛，打磨圆润细腻，气势雄壮威严。以质、工、型整体而言实为清乾隆时期带饰器件中的精品佳作。一方面反映出清代历史文化的相关重要信息，另一方面还隐含着一项鲜为人知的古代治玉工艺。 参考：同类琥珀烫工艺可参考故宫博物院藏 ，清早期 双婴耳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