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巴黎苏富比，2011年6月9日，编号159此件碧玉笔筒通景浮雕，碧玉质直筒形笔筒，浅圈足状底，外环均设五足。外壁通景浮雕壑深林密，青嶂翠壁，寿石浮云，流水仙山，飞瀑高台，廊桥浅坡，飞亭檐柱。苍松之下，一高士扛寿桃慢步而行，身后童子携花篮紧跟，神态巧妙，意境深远。不远处三位高士紧随其后，三人互有应答，神态自若。众高士行走于山林之间，这正是乾隆皇帝所向往的神仙逸士。碧玉色沉，恰如其分，郁郁葱葱似展眼前，溪淙鸟鸣萦绕耳边，观之如临其境，心旷神怡。其选材精致，制作谨严，构图繁密，气韵恢弘，层次清晰，雕刻生动，集文人品味与宫廷风格于一身，为乾隆朝碧玉笔筒之佳作。清朝康乾盛世以来，三朝帝王皆具学养，喜好艺术，于是亲自参与了诸多艺术品的指导与设计，故出现于宫廷中之器具，必是符合帝王审美与需求的。帝王虽亦可称为文人，但贵为天子，深居内宫，宫廷的壮丽建筑及雕梁画栋的内部陈设，均是宣扬国威、粉饰增华的帝王气派与好尚。御用文房器具陈设于其间，无论从应景之道来讲，还是从理念上来说，亦必须突显其富贵豪华之致浓艳丽的风格。尤其当帝王重视艺事且文品甚高之时，往往利用充裕的国府资财，招揽各地能工巧匠，取用各处精美材质，倾力督造巨硕纤巧之作品，亦可令不同品类之工艺竞技交流，由此激荡出前无古人之作，蔚为民间不可想亦不可能之事。清高宗乾隆皇帝在其诸多诗文当中，屡屡流露出他对于王羲之、陶渊明、苏东坡等文士的追慕与敬仰，正因如此文人思想之熏受，他在对于玉器的品味方面也以传袭古典、表现画意为雅。这一时期的玉器雕刻有着强烈的时代风格，以此件通景浮雕碧玉笔筒为例，此笔筒雕刻方法与同时期之竹雕、牙雕、木雕之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处，层次之丰富，通景图案之连贯等诸多时代特征尽显无遗。而此类雕件终究离不开画本与画意，就如竹雕一般，必先有画，其后入刀。此件笔筒所表现之图案，也是尽现画意，而于乾隆玉器分类中，亦有「画意玉器」一类，乾隆帝也认为此类玉器有雅趣，可玩矣。这类玉器大多数以文人逸事或山水名胜为主题，表现于平片状的插屏、圆柱状的笔筒或不规则形的山子之上。不论宫廷造办处抑或是苏、扬玉作，制作玉器皆首重画样与选料工夫。画意玉器之稿样，往往取材自内府收藏之画作，或是由宫廷画家参与绘制。故一些画意玉器可追源画本。品味此件笔筒，其通景图案的设计布局、刀法之刻划表现均是融以画意，正是乾隆帝所欣赏的画意玉器。其内容亦为文人逸事，更有文人平淡蕴藉、精炼内涵、崇尚古雅之隽永的意境。而笔筒选材精致，制作谨严，气韵恢弘，有富贵艳丽之皇家气息，又因碧玉色沉，故体度庄沉，具典型宫廷风格。此笔筒直径达19厘米，尺寸之大，非常罕见，所雕刻之文人雅事之装饰，同类作品可参考Jessica Rawson，《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伦敦：大英博物馆，1995年，页29。作者在此文中指出当时工匠倾向模仿水墨画中山石墨色变化效果多于表现石本身的奇趣嶙峋。另外亦可参见Pierre-F. Schneeberger，《The Baur Collection》，日内瓦， 1976年，图号B98；以及伦敦苏富比，T.B.Kitson旧藏，售于1990年10月10日，编号 154及1982年6月8日，编号310。可以比较另一款体积较为细小的笔筒，售于纽约苏富比，2008年3月19日，编号16以及William Clayton旧藏，2007年3月19日，编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