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与火的雕塑：来自印度西北部红陶造像 撰文：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罗文华 在中国收藏家的群体里，至今仍没有红陶雕塑的专业收藏群体，对于古代印度地区和喜马拉雅地区的红陶造像缺乏应有的关注。实际上，红陶造像是古代印度佛教造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 从距今2600-1500间的古代印度河文明就发现了大量的红陶雕塑，这是红陶雕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公元前600年至公元600年间是红陶雕塑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尤其在笈多时期红陶雕塑不仅数量多，而且朝着大型化、立体化和高质量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印度国家博物馆所保存的北印度砖塔龛内所供恒河女神和雅穆纳河水神像高达170多厘米，红陶烧制，堪称精典。在当时恒河流域几乎每个城市的红砖神庙中均装饰了红陶雕像。 此后，在西北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尤其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河谷的诸多佛教和印度教遗址中，发现了一些7－8世纪初高水平的红陶造像，这是红陶造像的最后高潮。这些展品在法国集美博物馆中可以见到。 纵观古代印度地区，从印度河流域到恒河流域都流行红陶的雕塑制作，是古代印度艺术中的重要分支，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西北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流域，向东到孟加拉国和东南亚（比如缅甸、泰国等）。向北到中国的西藏、新疆地区。新疆考古发现了大量的陶制像，已经是学术界的常识。据现在最新调查，西藏全境几乎都存在红陶造像。比较有名的如拉萨北郊林周县诸寺、日喀则的纳唐寺、阿里的卡孜河谷等均发现11-14世纪的红陶擦擦，明显受到了印度古代艺术的影响，足见这种艺术形式影响流传之广。 此尊造像是晚期造像的一个典型代表之作，其头部有一个残件，应当是花冠的残余。发瓣卷曲如筒，如同假发。发辫条绺清晰，盘缠有序，发瓣垂落双肩外侧，是西北印度最为典型的造像特点，与斯瓦特、喀什米尔造像的发瓣样式异曲同工。尊像眉骨部分用阴线刻划较深，笔者怀疑眉骨部分原来有填色，后来脱落。双目圆睁，眸子部分以圆珠表现，异常鲜明，鼻梁弧挺，双颊较窄且圆润，双唇微抿，耳垂拉长，耳上戴花，是喜马拉雅造像的常见特征之一。 此尊无论是法式、面相和装饰特点都已经明显摆脱了犍陀罗艺术中，以希腊罗马式人物面相的传统，具有了中亚游牧民族的特征，是本土化的结果，说明此尊造像的制作时代显然是在后犍陀罗时期（5－6世纪）以后。 尊像戴双层联珠串，内串珠粒较粗，外串珠粒较细，且下方缀珠石为饰。右手张开向前向下方伸出，掌心向上；左手臂弯曲，于胸前施持物印，掌心有衣帛的痕迹，双手各戴手镯，总体珠饰较为简洁素雅，没有过分繁复的装饰。胸肌强健，腹部平缓，身体偏瘦，与喀什米尔和斯瓦特造像中菩萨像身体的表现非常接近。 根据Henss的研究认为，这是一批造像，应当在巴基斯坦北部，古代犍陀罗地区马尔丹（Mardan）地方，具体位置在印度河和阿浒河（Oxus）汇合处的乌铎迦汉荼城（Udabhandapura）遗迹附近的洪德（Hund）镇。这里在古代就是重要的商路必经之地，巴克特里亚（Bactria）与印度西北部之间贸易路线上的主要经济中心，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兰堡（Islamabad）和白沙瓦（Peshawar）之间。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都灵的东方艺术博物馆（Museo d’Arte Orientale）接受了两件类似的作品在该馆长期借展，后来又有相似的作品出现在公私藏品中，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未来期待在这一地区能够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找到更多的红陶造像。 从贵霜-犍陀罗（Kushan-Gandharan）直到伊斯兰（Islamic）时期，印度-阿富汗边界地区的艺术和文化被恰当地描述为“该地区历史上不清晰的一章，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根据Al Biruni（973-1048）所著的《印度历史》（Ta-rikh al-Hind）以及现代研究，先前的突厥沙希（Turk Shahi）王朝（曾支持印度教，也很有可能支持佛教）自7世纪开始统治着喀布尔（Kabul）和延伸到斯瓦特-犍陀罗（Swat-Gandharan）的南部地区，随后，印度沙希于9世纪掌权。大约公元900年，其统治重心从喀布尔转移到斯瓦特，时值穆斯林阿巴斯（Abbasides）王朝延伸至阿富汗北部。乌铎迦汉荼城曾经是印度沙希王国（Hindu Shahi Kingdom，9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首都。 沙希王朝的宗教和地理文化特征相当复杂。与伊斯兰教传来之前，9世纪印度教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宗教。与许多佛教遗址不同，印度教寺庙及其相关陈设几乎不会留下任何明显痕迹。实际上，自贵霜王朝（公元1－5世纪）统治以来，该地区就以其对希腊罗马教、伊朗拜火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包容而闻名。学者们对于这批造像的图像学研究仍然没有进展，它们究竟是古老吠陀尊神、印度教尊神或者是某种我们不太了解的尊像，仍是一个谜。这更为这尊造像的身世凭添了更多的神秘感。 西北印度从笈多时期开始（4－5世纪）已经有了成熟的红陶造像，技术水平精湛且具备了地方风格。现存印度孟买的查尔斯亲王博物馆内展示的印度河流域的红陶造像已经与本像在风格上颇多相近之处。此后在阿富汗哥尔班德河谷（Gorband Valley）的丰都基斯坦（Fondukistan）佛寺遗址中，法国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众多的7－8世纪初红陶造像，其精美和繁复程度震惊学术界，成为晚期西北印度造像的代表之作。 从风格和年代上来比照上面的考古发现，正如上文在描述这尊造像时，我们反复提到，它的诸多特征跟古代西北印度的斯瓦特和喀什米尔造像颇多相似点，人物的优雅比例和动感之美，纤细的腰部和细长的上身，优雅的手势以及创意十足的发髻和圆润的珠饰，让人联想起发掘于今天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重要遗迹丰都基斯坦的红陶造像，二者的艺术风格传承颇为一致，却又剔却了丰都基斯坦造像的繁缛，明显具有新的艺术风貌。 总之，由于其发现地点和身份尚未最终确认，其神秘的面纱尚待揭开。不过，此尊造像具有强烈的西北印度晚期红陶造像的特点，也与喜马拉雅铜造像艺术可以链接，借此可以一窥藏西艺术的早期形态，其学术意义和艺术价值值得重视。结合其历史与风格的特点，此尊造像的年代当在9世纪左右，即印度沙希王国统治犍陀罗地区，未来的考古发掘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但此尊大型红陶造像目前仍是国内惟一的收藏品，也是红陶造像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