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宫廷风格 根据佛教经典，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均有一位佛，燃灯佛为过去世佛，释迦牟尼为现在世佛，弥勒佛为未来世佛。弥勒在成佛之前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受释迦牟尼指定为佛位的继承者，由于还未成佛，故而为菩萨像。弥勒入减上升到兜率天宫，将于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降生人间，继承佛位成佛祖，传播佛教。他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现为兜率天的菩萨，为释迦牟尼佛的补储。故弥勒像中就有佛装与菩萨装两种形象。 清代佛教造像有着它独特的艺术风格。清代鎏金器物不是追求古朴，而是追求华贵富丽的效果，鎏金的技术水平也很高超，许多宫廷大器虽久历风雨，却仍能金光闪闪、色泽不减，这一点是前代所不及的。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很盛，藏传佛教寺庙和喇嘛人数众多。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主要为帝王和皇室成员崇重和信奉。在清代所有皇帝中，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对藏传佛教尤为重视，其重视程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远远超过元明时期的皇帝。清代藏传佛像艺术正是在这种情景下兴旺发展起来的。先后兴建了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福院等多座喇嘛庙等。造型规矩，形态各异，富于动感。 乾隆时期造像艺术受到了内地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写实艺术倾向，又受到了时代审美观念和工艺技术的影响，体现出工艺精细、造型规范而缺乏内在气质的艺术风格。此像以合金铜铸造，铜质莹润，细部刻划富于表现力。弥勒为菩萨装，头戴五叶宝冠，垂有珠饰，发髻巍峨高耸，发丝铸造清晰可辨。面形圆润，眉弯如月，双目低垂，神态安详。腰部收束，天衣从两肩侧飘然而下，如有微风吹拂，顺臂而走，线条如流水般自然天成。身体造型准确，胸前装饰颈链缨络，华丽精致。菩萨的手势优美，手部刻画极富写实性，于胸前结说法印，表明正在传授妙法教义。双脚自然下垂，足踏小莲座，坐于双层须弥座之上，这种坐姿称为“善跏趺坐”或“倚坐”，为弥勒菩萨独有的坐姿。整体造型完美，法相庄严，气势雄浑，尽显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美感。 乾隆时期，大学士工布查布译出《造像量度经》，乾隆与三世章嘉国师又合作编订了《三百佛像集》，乾隆时造像就是严格按照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模式进行塑造的。清代乾隆时期佛像遗存较多，保留纪年款佛像数量最大，也不乏上乘之作，宫廷造像为清一色的规矩楷书款，还有的带汉文名颂和顺序号。这使我们鉴别起来较为方便。乾隆皇帝对造像的重视相比康雍两帝更有过之，他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和造像过程的监督，几乎所有重要造像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定夺。还在皇宫和皇家苑囿设立了慧曜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承德兴建了十余座喇嘛庙。当时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都参与了宫廷造像活动。由于乾隆帝对造像的高度重视，乾隆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活动频繁，参与工匠众多，制作的佛像成千上万，这些都是康熙时无法相比的。此外，这一时期造像题材丰富，每一种题材都具有丰富而神奇的宗教内涵。康熙、乾隆二帝对藏传佛教如此之重视既密切了民族关系，稳定了边疆社会，满足了自己和皇室祈福奉佛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此尊造像，是乾隆时期少有的含金量极高的合金造像，质地密实压手，远超目测重量，是同尺寸造像中重量的佼佼者。由于此尊造像中含有多种金属合成，使得两百多年后的造像表面依然折射金属光泽。造像整体端坐于双层莲花台座之上，双层莲花坐下是须弥山底座，弥勒佛脚踩单层莲花座，足见乾隆宫廷造像对于此尊弥勒佛在造像过程中繁复及重要。经历岁月打磨，此尊造像帽冠左侧有缺失，双臂外侧疑似肩花缺失，但依然不缺失造像端庄与庄重，慈悲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