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識：“雍正御製” 本朝官窯碗隽秀而嬌巧，優雅尊貴，胎體細薄堅致，內壁施白釉，溫潤瑩美，外壁通施胭脂紅釉，厚潤勻淨，色若绛霞，美如寶石。另以諸色琺琅彩料繪就牡丹、秋葵、菊花、蘭花、罂粟、秋海棠、山茶、芍藥、栀子花等九種秋天盛開的花卉，構成九秋圖。九種花卉枝葉招展，風姿綽約，妍美妩媚之態在秋日華光之下一展無遺。畫匠以墨彩勾勒花枝葉脈，覆以各式彩料，斑斓絢麗，其中墨綠一色凝厚鮮亮，翠韻悠然，爲後世所不及。全器繪畫技巧高超，藉以彩料之濃淡的變化來表現花葉的陰陽向背，突出花卉的立體質感。布局繁密而有致，不減清疏之氣，是雍正御用瓷之精品佳作。胭脂紅地九秋同慶圖爲清代官窯瓷器經典裝飾題材，根據《清檔》記載，此式碗應時稱“丹桂飄香洋彩粉紅地琺琅磁盌”。因秋天是收獲的季節，遂采集九種秋草于一圖，寓意九秋同慶，共賀豐收。底青花雙方框內書“雍正御製”四字款，筆道硬朗，端莊周正，青花青翠，緊貼胎骨，正是雍正御瓷琺琅彩標准寫款，彰示帝王風範。瓷胎畫琺琅創燒于康熙朝晚期，當時爲仿效銅胎畫琺琅效果，以裏壁施釉、外壁無釉的“反瓷”爲胎，在胎的外壁上通體滿施琺琅彩料。因瓷胎比銅胎質地更爲細膩潔白，彩料更豔麗潤澤，故瓷胎畫琺琅甫一出世，就大受清室的歡迎。琺琅彩瓷在雍正時代完全脫離了銅胎畫琺琅的窠臼，色彩和紋飾不再模仿銅胎畫琺琅，技術上也達到了極盛階段，這和雍正皇帝親自過問琺琅彩瓷的製造有關。雍正四年年希堯總理御廠陶務“雍正四年八月十七日，年希堯奉命淮安關稅管理官兼管景德鎮，十二月到任。”（台北故宮檔案資料：年希尭《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奏折》）唐英也于雍正六年秋八月進駐景德鎮御廠，“雍正六年秋八月，怡親王宣聖命，唐英着內務府員外郎銜，駐景德鎮御窯廠，佐理陶務，充駐廠協理官”。唐英十月抵景徳鎮廠署，年希堯遙領御窯廠總理，但一切焼造事宜，俱系唐英一人經營。在造辦處與御窯廠兩者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在雍正七年二月，年希堯製作並上交進第一批供琺琅作製作瓷胎畫琺琅用的“有釉水磁”。這批瓷的上交，一反往日“內有釉外無釉瓷”，說明造辦處琺琅作已經克服了無法在釉面繪製琺琅彩的難關，充分掌握了畫琺琅製作要領，從此開始製作格調高雅、精美絕倫的雍正御用琺琅彩器了。自此，雍正宮廷彩瓷一改此前雄麗蒼勁之風格，特別在吸納西洋技藝並融入自主風格之後，彩料細膩柔和，氣息婉約清新，以致名品叠出，驚豔古今，煥發彩瓷魅力之新姿，下啓乾隆之世華麗彩瓷之先聲。根據廖寶秀在《典雅富麗-台北故宮藏瓷》（以下簡稱《藏瓷》）中研究：瓷胎洋彩與瓷胎畫琺琅器絕大多數陳設並收藏于乾清宮和養心殿，其他宮殿除圓明園外極少陳設。瓷胎琺琅彩器中，以“洋花”裝飾最爲流行，洋花中又以洋菊和洋蓮最爲普遍。清宮西洋風的流行與皇帝的興趣愛好有密切聯系，康熙皇帝積極吸取外國先進文明，畫琺琅的工藝即開端于康熙。雍正皇帝的品位極爲高雅，自己亦偶爾作西洋裝扮出現于行樂圖之中，故雍正朝的琺琅彩器一小部分亦延續了洋花的繪畫風格。且雍正、乾隆皇帝在琺琅彩器的製作上皆大量引入西洋元素，于是洋花、洋蓮、洋菊、洋藤蔓等相繼出現在琺琅彩器的構圖紋飾中。同時《藏瓷》中亦有提到，雍正年間所製的色地瓷胎畫琺琅用器，在清宮檔案中皆稱“磁胎畫琺琅”，即我們所說的“琺琅彩”。此類雍正胭脂紅地琺琅彩碗存世實物可見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瓷紅地四季花卉鍾”（參見《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琅彩瓷》，頁60，圖23）；拍場上則有2011年6月6日北京保利春季拍賣會，Lot7987，成交價人民幣345萬元；2013年5月29日于香港佳士得拍賣會，Lot2121，成交價483萬港幣。參閱：《明清瓷器鑒定》，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3年，頁216，圖379《故宮藏瓷——清雍正 琺琅彩瓷二》台北故宮博物院，圖53《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琅彩瓷》，台北故宮博物院，2013年，頁60，圖23《典雅富麗──故宮藏瓷》，國立故宮博物院，廖寶秀，2013年，頁48，圖1A RARE AND FINELY ENAMELLED FAMILLE ROSE PINK-GROUND BOWL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1723-1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