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生动例证
——一尊老虎与童子相伴的大肚弥勒像造型解析
大肚弥勒像是我国汉地佛寺和民间常见的一种弥勒佛形象，在汉地寺庙天王殿中几乎都有它的供奉，其形象特征为身宽体胖，袒胸露腹，笑口大开，游戏坐姿，身旁有一只布袋，大多数人一眼看到就能叫出它的名字（附图1）。然而，同样是大肚弥勒像，身边多出了两个童子和一只老虎，现存造像也较多（附图2），其造型是何来历，又有何寓意，却几乎无人所知，至今也未见合理的解释和专门的研究。近年，笔者通过梳理南朝傅大士的生平事迹及济世功业，促发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心得。恰逢此次中汉拍卖推出一尊同样造型弥勒像的契机，现结合这件实例就此类大肚弥勒像的造型特点及来源略谈一点看法。
此像头戴五佛冠，方头大耳，满脸堆笑，上身披袈裟，胸腹袒露于外，下身着僧裙，腰间束带，衣边刻有精美花纹。倚坐姿势，双腿自然下垂，身下有一只大老虎。右手持念珠，左手按在老虎头上。其左右各有一童子，右边童子身着右衽袍服，头顶梳两个朝天髻，右手持经卷，左手抚在主尊右腿上，身下也有一只老虎；左边童子衣着与右童子相同，头束高髻并緾巾，左手置胸前，右手扶在主尊后背，身下也有老虎。三像下面是一个山形的台座，正面可见象征山峦叠嶂的波状刻线。全像不仅体量硕大，而且雕刻内容十分丰富，比起常见单一的大肚弥勒像增添了二童子及三只老虎等有趣的元素。它们的造型皆生动诙谐，洋溢着一团喜气，完全没有佛教艺术一贯追求的神圣与威严之感。其艺术表现充分展现了佛教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现实追求，是一件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生动例证。
这尊造像在风格和工艺上体现了明代中原地区造像的鲜明特点，对于熟悉中原造像的爱好者而言一看便知。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造型上。其造型特征可以拆分为三组，即大腹便便的主体造型、天冠与倚坐姿势、二童子与三只老虎。对于前面两组造型特征，大家并不陌生，其独立成型的造像也十分常见，特别是它们的表意及来历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其中，主体造型明显来源于我国五代时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布袋是五代后梁时浙江奉化的一位僧人，法名契此。史料记载其形象为“形裁腲脮，蹙额皤腹”。因常以竹杖挑着一个大布袋，四处化缘乞食，所以当时人称他“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在浙江奉化岳林寺东廊下一块磐石上端坐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毕安然而逝，人们因此认定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并建小庙供奉。此后不久，“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宋代以来，我国大江南北流行的弥勒像大多依照布袋和尚形象塑造。
天冠与倚坐姿势来源于印度佛典记载的弥勒菩萨的原始神格特征。印度弥勒的履历和功用在《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有详细记载。他出生于古印度婆罗门家庭，原来信奉婆罗门教，后皈依释尊。他生性慈悲，慧根锐利，深得释尊器重，释尊授记他将继承佛位。他先于释尊入灭，上升到兜率天宫。兜率天为欲界六天之一，庄严无比，众妙具足，佛经称之为“兜率净土”。弥勒在兜率天将住四千岁（相当于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然后下生人间，成佛作祖，转大法轮，度尽众生。由佛典记载可知，弥勒实际具有两种身份，即现在的菩萨和未来的佛陀。此尊大肚弥勒的天冠即标显了弥勒现在菩萨的身份特征，而倚坐姿势也继承了印度弥勒常见的坐姿形式，因为在印度佛教图像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弥勒菩萨头戴花冠和倚坐姿势的标准图像（附图3）。
很显然，此像最特别的地方是第三组特征，即二童子与三只老虎。这组特征在印度弥勒菩萨和中国布袋和尚身上都找不得到一点蛛丝马迹，但在弥勒菩萨在中国另一个化身傅大士身上可以发现明确的关联。傅大士（497-569年），名翕，字玄风，南朝梁陈时婺州义务（今浙江义乌）人，又称“善慧大士”。他一生未出家，是以居士身份修学佛道。16岁娶刘氏女妙光为妻，生二子，即普建和普成。24岁遇天竺达摩大师，达摩对他说：“我与您过去在毗婆尸佛前同发誓愿，现在兜率天宫还保存有你我的衣钵。”达摩又教他临水观影，他如此而行，果然看到自己头上有圆光和宝盖瑞相。由此而顿悟前缘。他继续问达摩，何处可以修道？达摩指着松山山顶说：“此可栖矣。”于是舍宅为寺，白天躬耕，晚上修行，如此修炼了七个春秋。后来有一天，他在定中看到释迦、金粟、定光三位佛祖放光照在他身上，他自言得到“首楞严定”。从此开始便以“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自称，对众开演佛法。梁大通六年（534年）和大同五年（539年），两次至金陵，与梁武帝讨论佛法，深得梁武帝敬重。陈太建元年（569年）示寂，世寿七十三。
从傅大士的生平事迹可见，傅大士是一位早于布袋和尚300余年中国汉地出现的弥勒化身，而且在当时及后来的我国江南和日本影响极大，其事迹和神格特征完全具备重塑弥勒形象的资质。在傅大士生平事迹及历代信仰形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老虎和童子的踪迹。其中，老虎与傅大士关系尤为密切。他一生有多次伏虎的经历，很多史料记载此事。如《善慧大士录》记载：“大士居松山，云黄两处，林麓葱蒨，其中多有猛兽，人常畏之。大士常以余食饲之，自兹伏匿。”又明代成书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又有虎崖，在义乌城南二十五里云黄山顶，猛兽纵横，大士斋竟，每持余饭饲之，自兹伏匿，因是立名。”古代我国南方山泽之地，常有老虎等猛兽出没，土民深受其害。可见傅大士伏虎的这些记载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二童子在傅大士造像上可见。相传傅大士发明了转轮藏，即一种用于储藏佛经可以旋转的木构建筑，安置转轮藏的殿堂都要供奉傅大士像，大士两侧有二童子，左普建，右普成。转轮藏从宋代开始流行，傅大士与二童子像也大概在宋代开始出现。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境内没有发现傅大士与二童子像遗存，倒是日本多所寺庙保存了多组完整的傅大士与二童子像，如日本京都大报恩寺（图4）、岩手县祥云寺（图5）、滋贺县永源寺、群马县凤仙寺、新泻县本成寺和奈良县橘寺等，其中京都大报恩寺所藏一组最值得注意，原供于北野经王堂的轮藏前方，是日本室町应永25年（1418年）由工匠院隆亲手雕造的，有明确的年代及工匠纪年题记。据称，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年）转轮藏传入日本，以此来看日本现存这两组傅大士像也恰好与历史吻合。基于傅大士与虎的密切相关，而傅大士二童子与大肚弥勒二童子无论是形态还是神态又高度一致，由此基本可以判断大肚弥勒身旁二童子及老虎应当就是来自傅大士的经历及供奉形式。
那么，这种特殊形式弥勒像的造型形成于何时，又是出于什么理由或因缘吸收了二童子和老虎呢？这两个问题都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我们只能从历代遗存的弥勒造像实物并结合弥勒信仰及中国佛教历史来进行综合分析。首先，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大肚弥勒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都集中在明代，尚未发现一例早于明代的实物。其中博物馆及民间收藏所见甚多，典型实例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大肚弥勒像、2003年北京瀚海春拍的大肚弥勒像（附图6）、2021年北京永乐秋拍的大肚弥勒像等。同时佛寺殿堂也有少量遗存，如山西洪洞广胜上寺弥陀殿屏壁后供奉的彩塑大肚弥勒像（附图7）、山西太原明秀寺天王殿供奉的彩塑大肚弥勒像（附图8），其年代也都是明代。明代是我国佛教和佛像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的时代，大肚弥勒的题材及造型、童子及老虎等，都是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化元素，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由此可见明代或许就是大肚弥勒与童子、老虎融合定型的实际年代。至于大肚弥勒吸收了二童子和虎的理由，这应当与佛教信仰的需求相关。因为，同为弥勒化身的傅大士在中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历史上佛教的天台宗和禅宗对他都非常崇拜，他又是佛教转轮藏的创造者，于是为了迎合和照顾一些信徒对于傅大士信仰，就将傅大士的神格特征融入到大肚弥勒的造像中，成为两种弥勒化身的合体。当然，对此有人或许要问，傅大士在时间上要早于布袋和尚，为何隐去了傅大士主体形象仅吸收其部分特征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布袋和尚信仰尤盛，受到我国大江南北普遍崇拜，在影响上傅大士无法与之相比；再一方面是布袋和尚是佛教正统的僧人身份，而傅大士是在家居士，相比而言，布袋和尚更能为佛教及世俗社会接受。可见，这种特殊的大肚弥勒造像以布袋和尚的形象为主体表现形式而吸收傅大士的部分神格特征也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可见，这尊特殊的大肚弥勒像在造型上源于三种神格的重合，即印度佛典记载的弥勒佛或弥勒菩萨、弥勒在我国五代的化身布袋和尚、弥勒在我国南朝的化身傅大士。这三种神格分别独立现身于不同的时间和地域，而后随着中国民众信仰的需求而融为一体，大约在明代早中期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造型样式。它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结晶，更是佛教中国化具体而生动的艺术体现。
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汉拍卖推出的这尊大肚弥勒像不同于现知的虎童相伴的大肚弥勒像，它有多处优胜的特点。一是体量硕大，是现知这类弥勒像中最大的一尊，比已知2003年北京瀚海春拍推出的一尊还要高出一头。二是头部戴有天冠，双腿呈倚坐姿势，造型上明显继承了印度弥勒的原始形象特征，这也是现知此类弥勒像上罕见的特征。三是已知的此类弥勒像都只有一虎相伴，而此像有三只老虎，是目前仅见的一例。这三处独特的特征无疑将为此像的历史、艺术、宗教及文化价值增添更多更大的光彩。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日本每日拍卖，2016年11月25日，编号1062
图1、杭州飞来峰元代石雕大肚弥勒像；图2、首都博物馆藏明代铜大肚弥勒像 高20、5厘米 ；图3、首都博物馆藏印度制式明代铜镀金弥勒菩萨像 高30厘米 ；图4-1、日本京都大报恩寺藏室町应永25年（1418年）院隆作傅大士与二童子像；图4-2、院隆作傅大士与二童子像在日本北野经王堂轮藏前供奉原貌；图5、日本岩手县祥云寺转轮藏殿供奉傅大士三尊像；图6、2003年北京瀚海春拍明代铜大肚弥勒像 高41厘米；图7、山西洪洞广胜上寺弥陀殿供奉彩塑大肚弥勒三尊像；图8、山西太原明秀寺天王殿供奉彩塑大肚弥勒三尊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