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清代彩瓷》，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1年，编号262。2.《清代艺术》，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64年，编号234。3.《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2，编号954。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展览：1.“清代彩瓷”，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1，编号262。2.“清代艺术”，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64，编号234。3.“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大英博物馆，伦敦，1994年，编号190。4.“Evolution to Perfection-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Sporting d’Hiver，蒙地卡罗，1996年，编号184。来源：1.亨利戛纳（Harry and Lady Garner）爵士夫妇旧藏。2.伦敦苏富比，1974年6月8日，编号357。3.香港苏富比，2011年4月7日，编号13。4.玫茵堂旧藏，瑞士。5.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SO462。6.北京保利，2018年6月19日，编号5080。乾隆一朝艺术空前繁荣，所制瓷器承袭雍正朝典雅之趣，并逐渐转向繁缛风尚，华丽程度可谓登峰造极。《饮流斋说瓷》赞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乎鬼斧神工。”其中唐英督陶时期“唐窑”之“仿生瓷”乃唐英制器极高瓷艺之代表，本器即为一例。此印盒呈扁圆形，子母口，下承浅圈足。内壁通体施松石绿釉，盖及盒外壁皆绘以仿孢子石纹釉，用相似各色石质的彩釉，勾绘石质纹理，呈色、质感均与石头酷似，纹理清晰，瓷石莫辩，底部亦绘仿孢子石纹釉，正中落矾红“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仿石纹釉创烧于雍正而盛行于乾隆，属低温颜色釉，习惯上称之为釉，实则为彩，需用近似于各色石质的彩釉于烧好的瓷胎上勾绘石头纹理，再二次入窑低温烧成，于纹理空隙间见洞石之奇谲效果，虽曰人工，宛若天成。此种釉彩为唐英所钟爱，其自制瓷作品中使用甚多。印盒虽小，却为古代文人案头必备之物，清代瓷质文房用品逐渐进入文人视野，与纸、笔、墨、砚等公为清代帝皇、文人珍赏的雅具，并定制烧造。唐英自幼饱读诗书，借督陶之机，制作了一批瓷质文玩，因其本人深厚的艺术造诣，与高超的制瓷技艺，使其成为极为珍雅之艺术精品，而本器落标准御窑乾隆六字篆书款，故此类文房定位为乾隆皇帝私人定烧之物，制作精湛，即有别于唐英自用之物，故更为珍稀。本器来源显赫，流传有序，原为亨利戛纳（Harry and Lady Garner）爵士夫妇旧藏，于1951年展览著录于《清代彩瓷》，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1年，编号262。1964年展出并著录于《清代艺术》，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64年，编号234。其后于1974年6月8日伦敦苏富比拍出，编号357，后入藏玫茵堂并先后展览于“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大英博物馆，伦敦，1994年，编号190、“Evolution to Perfection-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Sporting d’Hiver，蒙地卡罗，1996年，编号184，出版于《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2，编号954。后由北美十面灵璧山居递藏，于2018年6月19日北京保利拍出，编号5080，可见诸多名家对此物之珍爱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