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柳亚子文集》大部分的编辑出版资料，包含了《柳亚子文集》整理编辑出版的几乎全部的核心文件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柳氏作品手迹原件、抄件、复印件等37种，照片130余张、底片12种，各种剪报70余份（内容为柳氏诗词本事并附作者手迹原件，少量是对柳氏生平及作品的研究评价），以及围绕整理工作的通信函60余通（多附信封），寄收信人包括柳氏哲嗣柳无忌、柳无非（作为编者），责编朱子恩，革命博物馆的万冈、纪秋晖、周永珍，北京社科院的王晶尧，江苏黎里柳亚子故居的殷安如，柳亚子故人姜长林、沈哂之、郑逸梅、郭树权、曹美成、高君藩、白坚，及社会各界关注柳文整理工作的人士等，其内容或是提供资料，或是审校书稿，或关注进展，或解决疑难。另外，还有廖承志手书书名题签、钱昌照扉页题诗手迹，发稿单、新书预告单、审稿意见、稿酬清单、发票、税单、报销单及有关整理出版的手写文稿30余种（并附少量复制件）、印刷品文件数十种、审校浮签数百张、1987年柳亚子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全套资料（包括邀请函、胸卡、节目单、菜单、提交论文目录等）。其内容涵盖了从制定计划，确定编委人员、篇目、体例，到搜求作品、识字、释意、断句、审校、订误、安排图片、设计插页、编写索引，到排版、印刷、开稿费、寄样书，以及组织学术讨论会、发表研究论文等出版工作的始终；囊括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柳亚子文集》七种九册的部分篇目，让《文集》中的许多文字、图片、插页都见证了其原始面貌，而且还保存了大量未收作品的原件、抄件及审校意见，让这些无法被收入《文集》的作品得以呈现，透露出当时编辑出版的处境与考虑。而且，这些资料几乎全部经过精心的收集和整理，基本上做到了时间上有标注、事件上有交待。如果把这些资料按照时间序列进行编排，可以很轻松地梳理出《文集》整理出版的整个流程以及穿插其间的丰富细节，有助于还原柳文的整体面貌及创作场域，为柳氏及南社的深入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共组“南社”，鼓吹革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磨剑室文录》《南社纪略》等。成如容易却艰辛——《柳亚子文集》编辑出版资料简述丁陈柳亚子（1887－1958）一生横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仅十七岁的柳亚子即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后入同盟会、光复会，创办《复报》。宣统元年（1909），创办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文人社团南社，是为南社文学坛坫的代表人物。作为活跃于中国近现代舞台上的社团领袖、革命战士、诗人、学者、艺术家，柳氏身份特殊、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加之思想新锐、情感激烈、文笔迅捷，其诗文书札数量甚是可观。然而，因其常预文人集团、主笔报刊杂志，其诗文作品或播于友人之口、或散于报刊之端，拉杂纷繁，想编成一本成体系的柳氏诗文集，何其难哉！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柳亚子文集》之前，就有其女柳无非、无垢合编的《柳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其甥徐文烈笺、刘斯翰注的《柳亚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与崔闽编著的《柳亚子诗选注》（《大学生文选》编辑部，1981年）。然而，只有上海人民版《柳亚子文集》真正做到了对柳氏诗文全面、系统的整理。该版文集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编出版，耗时十三个春秋，篇幅扩充至七集九册，不仅反映了柳亚子一生的革命活动、文学创作，同时也勾勒了风云激荡的时代画卷，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的社会风潮与历史人物，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献材料。不过，正如郑逸梅先生讲述柳氏《南社丛刻》由书法到文本的编辑过程一样，整理出版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遮蔽的过程。在经过统一的数码化、铅字化之后，原本丰富多样的文字呈现方式连同创作场景一并消失了，甚至一起消失的还有同样波澜跌宕的编辑出版工作。现身嘉禾拍卖的一批《柳亚子文集》编辑出版资料还原了许多柳氏诗文书札整理过程中的生动细节。据不完全统计，嘉禾拍卖的该批《柳亚子文集》编辑出版资料，包括柳氏作品手迹原件、抄件、复印件等37种，照片130余张、底片12种，剪报70余份（多为柳氏诗词本事并附作品手迹照片），以及有关《文集》整理出版的通信函60余通（多附信封）、手写文稿30余种（并附少量复制件）、印刷品文件数十种、审校浮签数百张，另有书名题签及扉页题诗墨迹、发稿单、新书预告单、审稿意见、发票、税单、报销单、邀请函、胸卡、节目单、菜单等多种杂件。其内容涵盖了从制定出书计划，确定编者名单、篇章目录、出版体例，到定篇、识字、断句、审校、订误、设计插页、编写索引，到印刷、装订、开稿费、寄样书，以及组织学术讨论会、发表研究论文等出版工作的始终；囊括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柳亚子文集》七种九册的部分篇目，还保存了大量未收作品的原件、抄件及审校意见等。这既让《文集》的许多篇目都做到了文献有征，而且还部分还原了文献的原始面貌，同时又呈现了大量无法走进《文集》的作品，透露出编辑出版者的用心与考虑。而且，这批资料经过精心的收集和整理，基本上做到了时间上有标注、事件上有交待。如果把这些资料按时间进行排列，可以很轻松地梳理出《文集》编辑出版的整个流程以及穿插于其间的大量细节。本文兹拟将其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藉以让人们了解《文集》编辑出版的整体过程，发掘被统一数码化、铅字化遮蔽的丰富信息，还原柳氏文集的整体面貌及创作场域，从而开辟柳氏研究的新视野。一、广泛搜集柳氏诗文书札，却又大量裁汰冗余违碍之辞。该批《文集》编辑出版资料在搜求柳氏诗文书札方面不遗余力，提供者有作者友人、后辈学子及社会热心人士等。《文集》编委会如同一个策源中心，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对柳氏文集广搜博求，共同支撑起《文集》的搜集工作。当然，鉴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对于涉及冗余违碍之辞的，编辑出版者则审慎处之。如资料中删掉了《观蒙古长人感赋》《会师东京歌八十韵，二月二十日作》《自题〈会师东京歌〉后两绝句》《呈陈璧君夫人》等篇，谓其或有违碍之辞，或有诋毁之语，涉及民族、宗教、政治敏感人物等。对于一些无法删掉的内容，则“可避则避”“模糊一些”“诗留注删”。以上各篇虽未入《文集》，但却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柳氏的思想情感与性格特征。二、识字、释意、断句，做到字句疏通，以求准确过录柳氏文字。柳亚子思想新锐、情感激越，随手所书率意纵笔、不计工拙，其手迹之难以辨识，为众所共认。沈哂之先生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批资料中即有沈先生大量涉及识字、释意、断句的手书浮签，还有多通与责编朱子恩先生斟酌文字、释意、标点的信函。有时一字之识，前后近一个月之久，牵涉似有数人（沈哂之、纪秋晖、朱子恩等）之多，可想其难度之大。正是因为编辑出版者艰辛而又扎实的工作，才成就了《文集》较高的忠实度与可信度，其功不可不伟矣！三、挖掘细节问题，全方位还原柳氏作品。文集整理工作不但要在字句上做到还原，甚至应该努力还原创作场域与创作情感。《文集》编辑出版人员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不违背出版政策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柳氏文集的全方位还原。如在审校柳氏日记时，发现1949年2月26日《旅港日记》截止，而《北行日记》开始，“一日两记，是由于更换了新的日记本”，意味着告别至暗、迎接光明的精神分野。如果结合《磨剑室诗词集》从1948年1月28日至1949年2月28日的一段空白来看，似乎更具深意。该批资料中还有数段关乎创作情景的审校意见，从中更能把握柳氏诗文书札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价值。四、保存了全套的编辑出版资料，可以跟踪整个编辑出版过程。该批资料除了涉及柳氏作品细节外，还保存了全套的编辑出版资料，内容包括了从定计划、编委、目录、体例，到审校、排版、印刷、开稿费、寄样书，再到组织学术会议、发表研究论文等编辑出版的全部流程，有题签墨迹、发稿单、新书预告单、审稿意见等出版文件，还会不定期地开列目录清单、总结出版进度，此类出版文件非止一种，大体上能反映出编辑出版的曲折过程。该批资料中还有数份出版内容说明，与成稿极为接近，或为篇章调整之后的构想文字，或为成稿定型之后的说明文字，时间难以遽断，但可一窥《文集》整体构架的调整轨迹。五、还有一些穿插于编辑出版过程中的有趣味的细节。比如，该批资料中还有一通致朱子恩的佚名信，竟然是分析能否辑录柳亚子骂人的文章，他（她）把柳氏骂过的人作了分类：吴稚晖、张继无后代，陈树人儿子在加拿大、女儿在穗不问事，陈伍桥问题不大，潘伯鹰只及学术不涉及人身攻击，柳氏骂他们的文章可收；而骂黄定慧的文章则须注意，其因不详。似乎是看人下菜碟，让人读之不禁哑然。因该批资料数量多、门类杂，此处拉杂罗列，也不免挂一漏万。欲知详情，可近观之。我们走过岁月、走向今天，不要忘记那行歪歪斜斜的脚印是怎样艰难地穿越时空、穿透历史的，那沿路的一片片化石、一个个路标，是帮助我们时常回到过去、反身自省的重要媒介，它们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过去，也更稳健地走向未来。“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这是该批资料给我们最深沉的启示，愿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