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迷楼集》，中华书局，民国十年（1921年）。2.《珍本南社旧着丛刊 第1辑 迷楼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文稿 一册（约二百页） 说明 此为柳亚子《迷楼集》诗文册，为柳亚子、叶楚伧、陈去病等南社诗人1920、1921年在周庄迷楼所作诗词合集，首尾完整，为研究南社文学的重要一手资料，当系市场中所见最珍贵的柳亚子手稿，亦为最重要的南社著作稿本。柳亚子曾于自撰年谱中写道，1921年“辑《迷楼集》成，从弟率初为捐资付排印”，文中所指即当系此稿。由于是柳遂出资，故出版时以柳遂为纂辑人。此稿之出现，可见执笔者完全系柳亚子一人。事实上，柳亚子是迷楼诗会的始作俑者、倡导和组织者、实际上的文集编撰者。此“迷楼”为周庄德记酒店，又名蚬江酒家。1920年冬，柳亚子过其地，曾邀陈去病、戴震殊、胡时予、沈禹钟、胡朴安、张天放、林一厂、叶楚伧等南社社友五十余人及从弟柳遂等四次轰饮于迷楼酒家。1920年12月23日，初集蚬江迷楼时，买醉浇愁，酒催诗兴，题二律于壁，即“小楼轰饮夜传杯……”，押杯天韵。此诗题壁后，柳遂抄录并寄南社是有叶楚伧个、胡石予等四十余人索和，其时聚饮者陈去病、王大觉、费公直等皆即兴和作。1921年柳遂邀擅长书法的郁树敏将百余首诗誊写后交付上海中华书局刻印付梓。诗集中包括柳亚子《迷楼曲》、叶楚伧《迷楼夜醉》、费公直《对酒歌》等众多诗歌，其中尤以《迷楼曲》更为脍炙人口，全诗“不无点缀之词，颇有苍凉之慨”，乃兴杯所及一夕而成。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共组“南社”，鼓吹革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磨剑室文录》《南社纪略》等。摇晃的迷楼邵廷赫《迷楼集》问世于1920年的周庄迷楼。此时距离南社草创的1909年已过去了逾十年之久。环顾此十年的文化环境更迭，从国家层面上所谓的共和政治危机到个人的生命体验、文化立场之争，已经在南社内部引起了数次小规模的震动与分裂。1919年，胡适在其所著《尝试集自序》中对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诸成员提出批评，直言其关于文化的“改革”无具体规划，也无明确目的，必然导向一种无结果的失败。而此批评似乎也意在回应1917年柳亚子于《杨杏佛论文学书》中对胡适诸白话诗的讥讽。在柳亚子看来，胡适的白话诗尝试“不过是笑话”。出于同样的原因，柳亚子坚持一种“文学革命可以在保持旧体诗歌固有形式的前提下完成”的论调，并提出“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的口号。而这一句口号也基本总括了那个年代南社活动的基本纲领。但口号毕竟是口号，如何在旧诗的体例中装进新的思想，并确证其为一种切实可靠的文学生成体式，作为一个疑虑始终悬在南社诸公的头上。尽管对于胡适在文学形式上的激进尝试从未予以认同，但“文美”和“政治发声”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却随着国内诸如“倒袁运动”、“二次革命”、“国会议员贿选曹锟”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变得愈发尖锐。究其根本，南社的成立是对立于更古早传统的文社形式，即对立于消闲享乐的封建贵族文学社团。南社的“革命性”也正是依托于这些旧世代的文社而体现的。相较于沉湎于摆弄文字本身的那些文学社团来说，对于人权思想和民族革命的积极态度，给予了南社成员一股向心力，让他们得以紧束在一起，以诗文骂世，成为一个有话语力量和归属感的集社。但在清廷烟消云散，各类新兴的、更激进的文学共同体次第出现的二零年代，南社渐渐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柳亚子因此在《南社纪略》中谈到，“武昌革命前是南社最具生机的时代，而到了光复之后，就渐渐堕落了”，其后则更是直言“已近五四运动的前夜，新文化潮流正在奔腾澎湃的形势中，抱残守缺的南社，就渐渐不为社会所注目，连社友也觉得无甚意味起来了。” 故而《迷楼集》完成的那一年，恰恰即是南社社员的自我肯认之姿态最为动荡的一年。对于其中相当数量的成员而言，他们所推崇的往往是具备十足古典气质的“名士风流”，却并不完全具备长期投身某种形式的“革命”的政治勇气，而他们在经历挫败之后的心中所生发的颓唐也难以化解。1920年12月，柳亚子与陈去病赴周庄访友。23日，柳亚子邀请陈去病、王大觉和夫人凌惠纕、叶楚伧、费公直及柳亚子从弟柳抟霄、柳率初等人宴集于周庄迷楼，并于24日、28日、29日三聚于此。前后共计四番诗酒狂宴，柳亚子席上作诗六十首整，并于事后吩咐柳率初将诗作抄录，并向朱剑芒、胡石予等其余南社成员索和，收集唱和诗篇一百四十余首。至1921年，柳率初将作品结集付梓，称《迷楼集》。迷楼原名德记酒店，位于周庄贞丰桥畔。南社社员姚鹓雏署名“龙公”所撰长篇小说《江左十年目睹记》（又名《龙套人语》）十九回曾言：“无忌因说：‘我们尽日沉醉于此，差不多入了迷楼，从前杨广的楼是迷于色，我们这个迷楼是迷于酒，所迷不同，其为迷一也。’于是就题这家酒楼为‘迷楼’，作了许多诗，刊成一集，就题名为《迷楼集》。”而柳亚子在《题＜龙套人语＞》一文中也承认“第十九回中之杨无忌，即影射余”。迷楼之间，各人有各人所迷的物事。《迷楼集》开篇第一首云：“小楼轰饮夜传杯，是我今生第一回。挟策贾生成底事，当垆卓女始奇才。杀机已觉龙蛇动，危幕宁烦燕雀猜。青眼高歌二三子，酒肠芒角漫扪来。”这是写席间痛饮的场面，其中颔联两句兼谈国事，虽然说“已觉杀机”，但口气还是不羁的。此时的柳亚子，在迷楼中所迷的还只是酒。但酒过三巡之后，身体的沉醉渐渐消隐，取代周身醉酒之意的，便是己身作为个体在眼下混沌未名的时局之中何去何从：凄绝鹃啼血满杯，埋愁无地怨康回。六洲铸铁先成错，一局危棋倘要才。昙誓难凭天日谅，琴心终遣古今猜。才人失路寻常事，莫便猖狂痛哭来。（《答十眉三叠杯天韵》）虽然这首诗次的是自己的用韵，但其间心态，却已经与“小楼轰饮夜传杯”一诗相去甚远。“鹃啼”自古有望帝哭国之意，其后的康回即共工，意指诗人心中愁绪满溢天地，须不周山未倾之时才能掩埋。“六洲铸铁”似是指涉秦时集六国制铁而铸金人十二之典，与对句中的“一局危棋”之意象一同，暗示着此时民国在分裂与统一之间的摇摆与国内外时局的动荡无定。如果如此理解，那么后文的“昙誓难凭天日谅，琴心终遣古今猜”就显得相当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昙誓琴心”理解为对此诗所答之人，即余其锵内心未曾实现之理想的赞许之语以及对其的些许劝慰，但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柳亚子本人的抱负与政治理想的实现之难。这里可以比对此诗所答的那首和诗，也就是余其锵（十眉）的《感事寄安如叠用杯天韵》：憔悴犹堪酒百杯，拔山气尽力难回。重逢岂了悲欢局，竟死甘居轻薄才。红泪琳琅揩不得，碧云消息遥难猜。伤心鸩鸟为媒日，辜负黄衫剑侠来。（《感事寄安如叠用杯天韵》） “鸩鸟为媒”，取的是《离骚》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之典，相比柳亚子诗中虽然埋愁无地，却仍旧有“猖狂痛哭来”的意气，余诗的整体基调显得要颓丧绝望许多。最后一联用《离骚》典，甚至隐隐有些赴死之意。南社的社员此时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试图将民国推向一种“自由共和”之路，如陈家鼎在其诗《麓山悼烈士墓并赠纯初》后便自注云：“君常谓余，使共和底定，余命犹存，当与子卜居万山中，力耕自给，不与世竞荣利也。”另一方面他们却仍保有一种“遗民”之感。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之间，他们被杂多的新时代文学结社指认为“旧”时，他们在自我认知上便愈发与一个“改革者”错位，甚至自认为自己是这“新文化大潮”之中的异类。南社文人的国族观使得他们难以接受一种胡适式的实用主义的论调，将文学形式及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与历史进程本身完全割裂。如果遍览《迷楼集》全文，会发现这一种对现实的无力与失意之感是贯穿在了绝大多数南社文人的唱和之中的。而柳亚子，或许有赖于他诗酒风流的性情使然，还能以一种文人式的“世事苍凉”之叹去消解现实所带来的残酷，去劝慰那些与其同享一种愁绪的友人。但许多文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是难以自洽的。而这种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长期周旋与消磨，最终导向了这部《迷楼集》的诞生。诗在情绪涨落的高涨与低伏处由落差产生力量，而一切诗歌问题都可以被目作处身问题。《迷楼集》作为一透镜，我们可以由此管窥到那个年代里南社文人精神世界的表征与波澜。此集所录文人共五十八位，所录诗文上百首，俱是对南社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之心态的具备效力的呈现。在《迷楼集》问世之后不过两年，南社即告解散，其后陈去病曾联络汪精卫、柳亚子、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建立岁寒社，更于1929年编写《南社杂佩》，收录南社友人之姓名、籍贯、通讯处。彼时新南社已经建成，但陈去病对旧南社却始终不得忘情。常常感佩伤怀于旧南社的解散。其间的追思，便和南社人对旧诗之文学传统，在新与旧之间如钟摆一样的摇晃，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