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937年－1094年，1096年－1253年）是中国历史上西南一带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全国尊崇佛教，历代国君多于暮年禅位为僧。 一个几乎与宋代相始终的地方王朝，段氏大理国“也许”从宋朝王室那里学到了文治的情愫——风花雪月的大理，人们把信仰当成生活之首要，筑寺修塔、凿龛造像、吟诗泼墨，融汇出了当时云南文化的潮流。《南诏野史》记载：“帝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并且，在大理国时期，官员都要从僧侣中选拔，而王室的成员很多人都或都曾出家为僧。据史籍记载，大理国的22位国王中，就有9位“逊位为僧”，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佛教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罕见的现象。南诏大理国这种十分崇尚佛教的遗风，一直被延续下来，影响了后面的朝代。 佛教约在唐开元二年（714）传入大理地区，在南诏王室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了南诏国教，出了高僧李成眉、寿海、十了等，还修建了崇圣寺。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鼎盛，寺院多达360余座，其中，无为、感通、弘圣、崇圣等名寺响誉海内外，无极、担当、虚云等一代宗师名僧更是名扬四海。 在南诏丰佑时，重用海寿大法师，法师献策，“以南诏为佛国，重修崇圣寺为护国大崇圣寺”。于是，崇圣寺香火更旺，成了著名的佛都，是国王、大臣和香客们礼佛的好去处。 到了大理国时期，佛教更加兴盛，除了密宗外，还信奉禅宗、华严宗等。佛教已成为大理国王朝用来巩固政权的工具，历代国王都争相建寺、造塔、铸佛、写经，礼佛成为朝野上下竞相仿效的时尚。从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利贞皇帝礼佛图”，可以遥见当年的情景。 元朝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印度）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成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己。”所以，大理佛国香烟萦绕，十分奇妙，大理又被称为是“妙香佛国”。 在大理国时期，全民信佛，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创造了大理国绚烂的文化。剑川石窟以雕刻的形式，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异牟寻坐朝图》《阁逻凤议政图》《地藏像》《释迦牟尼佛像》《甘露观音》《毕摩》等石雕，无不揭示着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也展示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创作成就。这一时期，石窟、摩崖、石刻、绘画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挖色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剑川金华山摩崖造像、禄劝密达拉摩崖造像等等，都是大理国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正是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金刚乘佛教的传播更成了主流，此五钴金刚杵即为大理国鼎盛时期的密宗法器，它是金刚乘坚不可摧之道的典型象征。佛教的金刚杵象征着绝对现实的难以捉摸、不会毁灭、不可撼动、不可改变、五形和坚固的状态，即佛性的圆满。此五股金刚杵是金刚乘佛教最常使用的形式，它有一个中轴股叉，在四大基本方位上还有四个弯曲的外股叉。四个外股叉从摩羯嘴里伸出，与中央股叉末端连为一体。在金刚杵的中心点的两侧各有三个斜向上的圆圈，这三个圆圈环围着金刚杵两个对称的莲花底座，形成珍珠项圈的样式。这三个圈象征“三门”，即，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和无愿解脱门。此金刚杵股叉向外歪曲弧度较常见略大，张力十足，为不可多得的大理国金刚乘佛教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