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 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申孟春,谢无量敬书。谢无量（1884-1964），谱名谢锡清；原名蒙，字大澄，号希范；后易名沉，字无量，别字仲清，别署啬庵。祖籍四川梓潼，生于四川乐至，长于安徽芜湖。谢无量一生经历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大时代，是近百年中国最好的见证人之一。谢无量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学者，是富有成就、颇有影响的一代名流与著名学人。谢无量学识渊博，举凡文学、史学、哲学（含佛学）以及西学等，均有研究和论撰。谢无量著作等身，生前成书二十八种（卒后成书四种），另有大量诗词歌赋、政论时文等，“卓然成为一代宗匠”。谢无量曾经一度声名满天下，近则人间寂寞罕问津。有鉴于此，本文将择要论述谢无量的生平志业、学术成就及蜀学因缘 。一、冠盖满京华 生平志业清人赵翼（1727-1814）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有识者又云：世之天才，往往成群结队，纷至沓来。谢无量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便是天才辈出、人才涌现的年代。谢无量启蒙甚早，在儿童时期即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被人称为“神童”。谢无量四岁随父母至安徽芜湖，六岁学习作诗并习书法，八岁学习作文。谢无量爱读史书、古散文和五七言诗，尤好史书，喜论古今成败史事；但不喜八股文，鄙视科举而不屑应试。十岁之时，谢无量写出《咏风筝》诗：“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1898年，谢无量在芜湖拜父执汤寿潜（1856-1927）为师。谢无量喜欢汤寿潜的治学精神和政治态度，是为谢无量接受新思想的开始。与此同时，谢无量又结识了汤寿潜女婿马一浮（1883-1967），二人义结金兰，是肝胆相照的终生至交。1900年7月，谢无量取道上海，北上京津，再经张家口转太原，一路目睹慈禧、光绪仓惶出奔时沿途的骚然情况及北方的民生疾苦，革命意识为之激发。谢无量后来回忆说，这次远行“第一次启发我革命意识，是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件大事”。1901年，谢无量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与李叔同（弘一法师，1880-1942）、胡仁源（1883-1942）、黄炎培（1878-1965）、邵力子（1881-1967）等同学。南洋公学中文系主任蔡元培（1868-1940）振兴民族的言行，使谢无量很感动。课余，谢无量与马一浮、马君武（1881-1940）等在上海创建“支那翻译会社”，创办《翻译世界》杂志（马君武主编），介绍西洋文学和新思潮。同时，谢无量与章太炎（1869-1936）、邹容（1885-1905）、章士钊（1881-1973）等交游，为名重一时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撰稿。1903年7月（闰五月），《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章士钊被捕，谢无量积极撰文并想方设法营救。在章士钊出狱后，谢无量与之逃亡日本，在东京补习日文、英文、德文。1904年5月，马一浮自美国转赴日本留学，并带回两部《资本论》，将一部赠送好友谢无量。谢无量在获赠《资本论》后，即细心阅读。（马一浮、谢无量阅读《资本论》的时间，较陈寅恪早了七个年头。）1905年，马一浮与谢无量携手回国，并同至杭州翻阅文澜阁《四库全书》，并博览社会科学名著，学问因之精进。1907年1月，谢无量赴京任《京报》主笔，撰写社论和评论时事。其时，东三省改设巡抚，直隶候补道段芝贵（1869-1925）一代名流谢无量谢无量执掌存古学堂时期的学生）向四川大学学校当局推荐，谢无量任四川大学（城内部）中文系主任。除主讲《庄子》外，谢无量还开出一门特别课程“汉以后学术思想变迁史”，对玄学、佛学、道学、理学融会贯通，作类比综合评述。1948年，谢无量至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时，谢无量只投居正（1876-1951）一票，未选蒋介石。会议未结束，谢无量以病假去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无量历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行署参事、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1月，谢无量以特约委员身份，入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期间，谢无量受到毛泽东主席（1893-1976）接见，并邀请合影留念。合影在画报刊布，举国崇仰，叹为不世之荣。1956年8月，由周恩来总理（1898-1976）提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1878-1966）聘请谢无量为特约教授和顾问，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中国哲学史等。谢无量主讲《文心雕龙》之时，“其他教授、讲师也乐于聆听”。1960年8月6日，谢无量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馆长章士钊）。士林同声称善，认为这是一个最为恰当的安排。1964年12月10日，谢无量病逝，享年80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川日报》以及英、美报纸（如《泰晤士报》）都有报道。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派人送来花圈，以示哀悼。随后，谢无量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谢无量曾经对朋友说：“我早年能见到孙中山先生，晚年又能有机会同毛主席在一起，平生得两位伟大领袖的优礼相待，我很幸运”，“毛主席问我做诗学的哪一家，写字学的哪一派？我一时就答不出来，今后真得好好学习”。此非虚语，足以自豪！冯其庸曾经这样评价谢无量：“综观谢无量的一生，他一直是时代的先驱。从光绪十年到民国元年（一岁至二十九岁），他反对科举，崇尚实学，在二十岁前，他就读到了《资本论》，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始终站在历史进步的前沿，反对封建，宣传民主，宣传革命，最后受到了孙中山的知遇，追随孙中山先生，直到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能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等人的虚伪面目，不与同流，以致受到秘密监视。解放后，他最早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礼遇和高度的评价，并为人民的教学事业尽力。所以，谢无量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一生，一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是历史的先驱。”此非虚誉，足以服人！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编写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如此评价谢无量：“他的诗古雅含蓄，声情并茂，有感而发，寓意深远，亦独具风范”，“他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人士，是一位传统文化系统研究的先驱，也是一位在诗词、书法、文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卓有成就的方家。在学术界声望很高”。平实客观，恰如其分！二、累累硕果存 学术成就谢无量聪慧过人而又读书勤奋，“天资加上勤奋，使他的功力不断提高”。谢无量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学问精深，并且勤于笔耕，给世人留下了累累硕果。初步统计，其著述超过2000万字。除大量诗词歌赋、政论时文（文）外，结集出版的著述（书）共计有三十二种（含卒后成书四种）之巨。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御史赵启霖（1859-1935）上书光绪，检举段芝贵以贿赂“夤缘得官”。谢无量撰文揭露这一丑闻，一时舆论哗然。段芝贵被撤职，但《京报》也被查封，并勒令停刊。1910年，存古学堂在成都开办。经华阳乔树楠（1849-1917，学部左丞、法政学堂首创者）、彭山周紫庭（1860-1927，名凤翔，四川高等学堂总理）等推荐，谢无量任四川存古学堂首任监督（校长），其时年仅27岁（虚岁）。学堂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科）。课程有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声韵、小学（文字学）等主课，后增设地理、算学、篆刻、书画等。主要教员有张森楷（1858-1928）（经学）、曾学传（1858-1930）（经学）、杨赞襄（约1858-1918）（史学）、吴之英（1857-1918）（词章）、罗时宪（声韵、小学）以及徐炯（1852-1936）等，均属名家宿儒。谢无量自知根基尚浅，谦逊地拜名山吴之英为师，并与井研廖平（1852-1932）等厚相友善。谢无量后来回忆说：“廖吴把臂谈经学，齐鲁风流嗣古人。”1909年10月，四川咨议局成立，蒲殿俊（1875-1934）为议长，罗纶（1876-1930）为副议长。谢无量与张澜（1872-1955）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并受托撰写《国会请愿书》。谢无量在请愿书中呼吁当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谢无量与张澜等人参加保路运动，堪称辛亥革命的元老。1912年2月，存古学堂改名为四川国学馆，仍由谢无量任校长。6月，国学院迁入存古学堂内，并与之合并，称“四川国学院”。吴之英任四川国学院院正，谢无量、刘师培（1884-1919）任院副。9月，刘师培、谢无量、廖平、吴虞（1872-1949）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附设于国学馆。1917年，经杨庶堪（1881-1942）、熊克武（1885-1970）介绍，谢无量在上海结识孙中山（1866-1925），“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7月，孙中山函约谢无量至寓所见面，相谈极欢洽。当时，孙中山正写《建国方略》，亦向谢无量征求意见，谢无量也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陈雪湄（1911-1994，谢无量续弦）回忆说，谢无量的“许多意见都被采纳”。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谢无量被聘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议。1924年5月，孙中山又任命谢无量为大元帅府特务秘书（机要秘书）。是年秋，谢无量跟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谢无量悲痛不已，作诗、联痛悼。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1887-1975）、汪精卫（1883-1944）执掌大权，谢无量对时局颇为失望。从1926年起，谢无量潜心改志，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教育、学术和艺术。1930年初，谢无量应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1879-1964）之邀，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阿英（1900-1977）等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抗击日寇。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谢无量与蔡元培、宋庆龄（1883-1981）、鲁迅（1881-1936）、杨杏佛（1893-1933）、李公朴（1900-1946）等发起组织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6年5月，谢无量又参加沈钧儒（1875-1963）等在上海组建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谢无量应邀赴澳门、香港讲学。谢无量曾讲“屈原精神”，受到热烈欢迎，亦被地方当局监视。1940年，谢无量返回重庆、成都。期间，生活清苦，靠鬻文卖字为生，但仍不忘讲学和教育。1940年12月和1941年6月，谢无量曾经两次至乐山复性书院，“由学生自由提问，随机讲学”。1943年，经蒙文通（1894-1968，共有二十多部。其中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影响最大，可以作为这个时期文学史著作的代表。就这部书而言，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史著作的体系。此书共分十卷五编，五编为绪论、上古文学史（先秦及秦）、中古文学史（汉至隋）、近古文学史（唐至明）、近世文学史（清）。既包括正统诗文，也包括戏曲、小说，既包括重要作家的评介，也包括一些主要文学流派的说明，已经具备了后来文学史著作的规模。其所谓大文学史，是广义的文学史，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学术，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文章。联系整个学术文化来研究文学史，这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近十几年来，我们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所谓“前瞻性”云云，预示着《中国大文学史》未来还将继续放射光芒。3．《中国哲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初版于1916年10月，至1940年时共发行了12版。《中国哲学史》论述从先秦到清末各时期哲学的渊源、发展、变迁及各时期哲学家的主要观点。全书分三编：《上古哲学史》（包括古代及儒、道、墨诸家及秦代），《中古哲学史》（包括两汉、魏晋六朝、隋唐），《近代哲学史》（主要为宋、元、明、清）。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早于胡适（1891-1962）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系统梳理了传统哲学思想，并凝炼出“并存异学，求其会通”“因世论人，述变推原”“时代为经，学派为纬”“分类述之，条纪贯串”“约其精蕴，无取繁词”的哲学史方法论。在形式和体例方面，谢无量虽然未能将自己的想法完全贯彻实施，“但是为后人重写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参照，其重要贡献不可磨灭”。4．《王充哲学》。《王充哲学》初版于1917年5月，至今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依然具有可观的参考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以体例与内容而言，《王充哲学》便与时下的著述若合符节。（《王充哲学》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是《序论》，有《王充生平事迹》《王充学术之渊源及其著作之旨趣》两章；第二编是《本论》，第一章是《形而上学说》（宇宙原理论、命论、感应论、祸福论、死与鬼、妖祥、卜筮），第二章《伦理学说》（性善论、道德与时势、儒生与文吏、成功与善心、人格标准论），第三章是《评论哲学》（对物理、文学、历史、礼俗之评论）等。）相关资料显示，毛泽东曾经高度称赞《王充哲学》。谢无量的女儿谢祖仪在回忆文章中说：“此书（引者按：即《王充哲学》）在全国解放后，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毛泽东在评价谢无量时，特意提到《王充哲学》并且赞扬《王充哲学》，“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本书是提倡唯物史观的”。5．《佛学大纲》。谢无量一生著作颇富，但佛学著作却只有这一本《佛学大纲》。在当时，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佛教理论的书籍。该书1916年8月初版，1923年6月发行至6版，1930年2月发行至9版，1936年8月发行至11版。《佛学大纲》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喜爱，由此可见一斑。谢无量之于佛学，是有正宗的、地道的师承渊源的。1909年，谢无量至南京，和太虚（1889-1947）同入杨文会（1837-1911）谢无量的著述，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对古往今来的蜀学之形神与风骨进行宏观论述，认为蜀学特别注重“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而巴蜀文苑的超迈之士，往往能够开创一代风气，引领时代风尚，并且表仪一时。现在，笔者又将指出：在谢无量身上，蜀学之形神与风骨得到了良好而经典地展示。换句话说，谢无量其实也是蜀学之杰出代表。谢氏学识渊博，其治学领域与研究范围，淹贯经、史、子、集四部，覆盖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等多个领域，函括中（国学）、西（西学）、印（佛学）三大学术体系，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资本论》等）亦有涉猎与探究，而且具有非凡的开创性、良好的代表性、可贵的前瞻性，堪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一代学问大家。1．《楚词新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楚辞学史上，谢无量的《楚词新论》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20世纪初叶，疑古成为风行一时思潮，胡适（1891 -1962）、廖平等人都曾经怀疑、以致否定屈原及《楚辞》，而谢无量的《楚辞新论》、游国思的《楚辞概论》起到过扭转风气的作用。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第五届）方铭说：“1923年出版的著名的文学史和哲学史家谢无量先生的《楚辞新论》（商务印书馆）是反击解构屈原及其《楚辞》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应该说，谢无量先生《楚辞新论》在反击胡适等人的屈原解构观点的同时，已经开始建构新的楚辞学，并能从思想传统、文化背景、艺术特点的差别诸方面入手，探讨屈原作品的特点，从楚国的地理、音乐、屈原的政治抱负三方面入手，探讨屈原的爱国思想和超人间思想的来源。这些都是全新的认识和见解”。方铭后来又说：“谢无量1923年出版的《楚辞新论》、特别是游国恩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楚辞概论》，把对楚辞的综合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中国大文学史》。一般认为，林传甲（1877-1922）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6月校正再版，1914年6版），是“清末问世的我国第一部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名的著作”。实际上，黄摩西（1866－1913）的《中国文学史》要早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人（摩西）《中国文学史》，其编撰时间比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年代（1910年）整整要早六年，应属国人所著第一部本国文学史”。但就体系、体例、内容与影响而言，黄摩西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实则不可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同日而语。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于1918年10月初版，较黄摩西与林传甲的的《中国文学史》分别晚了14年、8年，但自其出版问世以来，可谓好评如潮。陈玉堂指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早年较有影响的一部文学史”，“唯范围扩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乃至史学及理学，反不若作者前此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妇女文学史》”。吉平平、黄晓静高度评价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该书“是早年较有影响的第一部由上古至清代的系统文学史专着”，“是我国率先出现的一部体制庞大、内容广博的文学史，具有开创意义。至今，不仅有丰富珍贵的资料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董乃斌亦高度评价此书：“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比林、黄二书晚出，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出版的体系最严整的一部文学通史 ”。袁行霈对《中国大文学史》的评价非常全面、非常到位：“二三十年代编写文学史的风气很盛，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书法家余中英（1899－1983）是谢无量故交，对谢无量知之颇深。他对谢无量书法的评价甚是中肯，“无量之字，好就好在随意挥毫，无意求工，纯任自然。一经落墨，便涉笔成趣，别有风致，不能以点画苛求之”。在林思进（1873-1953）看来，谢无量是康有为（1858-1927）后第一人，“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而后，断推无量”。吴丈蜀（1919-2006）曾经直言不讳地对人说：当代书法家，我对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是于右任，一是谢无量。在为《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撰写“谢无量书法赏析”一节时，吴丈蜀对谢无量的书法艺术成就作了精当的评述：“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从他的手迹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六朝的碑帖曾下过相当的工夫。从行笔来看，受钟繇、二王及《张黑女墓志》的影响极为明显。从形体来看，则可窥见《瘗鹤铭》以及其他六朝造像的迹象。尽管他师承这些碑帖，但决不做他们的奴隶，而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创造出自己的书体，在中国书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显然，谢氏是书法界中的革新派，是书法创新的先驱”。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谢无量之书法作品拥有深厚的学养支撑，是以学问为根基、以学术为底蕴，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技巧层面的临摹与创作，非一般书家所能望其项背。换句话说，谢无量已然超越“匠人”层次，跃然而入“大家”境界。“长哦挥洒，以为真乐”（《宣和书谱》），才情与学识同挥洒、共飞扬。清人刘熙载（1813-1881）《艺概》卷六《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己。”今人云：“谢无量的学术经历和书法风格，再次印证了这句话的合理性”。谢无量续弦陈雪湄假其升堂入室、耳濡目染之优势，命笔而作《漫谈谢无量的书法及其他》，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这一层面的意蕴。文中，陈雪湄特别强调了谢无量对老庄与禅宗的研究与体悟，并且特意点明谢无量书法与老庄、禅宗的关系，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书如其人”的真谛。“在成都卖字期间，他研究禅宗，和贾题韬往还甚密。我俩时常用《指月录》中高僧的警句，打机锋以赌胜负”，“道家经典，无量更是爱不释手了。在青城山疗养期间，我俩将庙中的《道藏辑要》全部看完。他对老庄的研究，则从未中断”，“老庄哲学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了”。“无量书法的形成，一部分归功于他对老庄哲学的研究”，“他写的条幅，在法度端严申，洋溢着虚澹萧散气氛。从白云书诀，可以推断，书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方能妙造深微，外柔而内刚，这一特点，不仅塑造了无量的性格，也使他的书法，曲尽‘神实形空’之妙。老庄哲学对他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另一方面，他知恬交养，柔和澹泊，葆其天真，使他的书法气扬采飞，卓立千古”。总之，谢无量的书法，“也和其诗、文一样，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三、巴蜀不了情 蜀学因缘对于家乡四川，谢无量抱有一种浓厚的桑梓情怀，这一情怀伴随其一生，挥之不去，割舍不下，是为“巴蜀不了情”。谢无量与巴蜀的情缘，除投身文教、作育人才外（见上文），还团结同好组织“蜀学会”（机构）、呼吁学人编纂《蜀藏》（文献），并从学理层面梳理与总结蜀学（学术）。门下，在金陵刻经处“袛园精舍”学佛。谢无量此次学佛，为其后来撰写《佛学大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佛学大纲》出版后，“曾经受到太虚法师的高度赞扬”。6．其他（时贤的推挹）。淹博、精深、纯粹如马一浮者，对谢无量是刮目相看、青眼有加。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诚邀马一浮至北京大学任教，马一浮辞而不往。12月24日，马一浮在答书中举荐谢无量。书云：“谢无量淹贯众学，理无不融，浮不能及。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在与友朋交谈中，马一浮又平心而论谢无量：“平生所遇友朋之间，天才之高，莫能先之。对人从不作庄语，其教书门类甚广，马克思辩证法之类，夕披览而朝讲授。其着书信笔写去，而文字工整，少有能及之者。尝言孙中山得力惟在 Henry George: Progressand Poverty 一书。”众所周知，鲁迅心比天高、心高气傲，并世俊彦少所嘉许，但对谢无量却有些另眼相看。鲁迅在写作《汉文学史纲要》时，仅胪列少数参考书，而谢无量的《诗经研究》《楚词新论》以及《中国大文学史》均榜上有名。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印讫后，以事先未见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为憾，特于《后记》中补充说明：“于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第一编知《说唐传》旧本题庐陵罗本撰，《粉妆楼》相传亦罗贯中作，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1933年12月20日，鲁迅致信曹靖华（1897-1987），在谈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参考书目时，又专门提到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并且是首先提到的一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十多年前，笔者曾经以史学为例，就史学功能的发挥表达过一些浅见，其中之一即关涉学术语言。笔者当时指出，“重视文字技巧和语言风格，在中外都有其传统”，“学术自有其规范，但这并不排斥学术语言的个性化、风格化 ”，“个性化的风格，是写作者成熟的表现，也是著作的魅力之所郑逸梅（1895-1992）说：“无量诗文瑰诡渊古，别饶奇气”；“他工书法，往往纵其笔势，气充神旺。有时故作稚拙，如出孩儿之手，但是别有一种风格”。郭君穆（1915-1994）说，谢无量是 “近代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著述等身的学者，自成一体的卓越书法家。他的诗，古体与近体兼工；他的文，散文和骈文并妙；他的书法，素为海内名家推重”，“他的古体诗往往峭拔雄奇，近体诗大都渊雅清丽”，“而抗战中的一些作品，又复沉郁顿挫”，“几乎篇篇蕴蓄着忧国忧民之念”。郑逸梅和郭君穆的感受，兼及谢无量之诗文与书法，这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感受与评价。谢无量是杰出的大书法家，已然进入一代书法大家的行列。谢无量的字结体听其自然，不受拘束，运笔如行云流水，天趣盎然，世人誉之为返璞归真的“孩儿体”。谢无量的书法，“师法二王，游心篆隶和南北朝碑刻”，已经达到了“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境界。世纪之交，谢无量被人推为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这是实至名归，谢无量当之无愧。于右任曾说，谢无量的书法 “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1883-1971）也说：“无量书法，晚清民初，宋育仁、谢无量等巴蜀士人即着手编纂巴蜀文献。1898年，宋育仁由渝入蜀，在成都主持尊经书院，当时即致意于 “蜀学丛书”的印行。谢无量撰写的《蜀学会叙》，其《叙礼》部分之十六云：“本会拟渐次刊行蜀乡先辈遗书，名曰《蜀藏》。并广征蜀中私家著述，为之表章。”“名曰《蜀藏》”，可见其气度之大、计划之宏。虽然最终未克蒇事，但着实令后人肃然起敬！3．蜀学。谢无量热爱巴山蜀水，对巴蜀文化情有独钟，曾经从学理层面梳理与总结蜀学（学术）。1912年10月至1913年1月，谢无量在《四川国学杂志》第2-5号连载《蜀易系传（蜀学系传之一）》（第3号改名为《易学系传》）。1912年，《蜀学会叙》刊于《独立周报》第8号。1913年2月，《蜀学原始论》刊于《四川国学杂志》第6号。1914年，《蜀学发微》刊于《蜀风报》第4、5期。上文所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油印本《蜀学会叙》，内容最为完整，也最能代表谢无量对蜀学的见解。谢无量对于蜀学的见解，集中于《蜀学会叙》的第一部分《叙揵》。谢无量考察的类别有四，即儒、释、道三教与文章。（1）儒教。“儒之学，蜀人所创”，即由大禹创立“原始儒学”（儒家学派）；“《三易》者，《连山》蜀人所作，已灭不见；而《归藏》、《周易》不坠于地，唯蜀人之功”，其后又有“《周易》自汉盛至今，亦惟蜀人能传之”，如商瞿（成都人）传《易》学。（2）道教。“道者，蜀人所创”，道有“三宗”（原始之道、养生之道、符咒之道），“三宗亦自蜀始”，“蜀道之大别惟三宗，三宗所繇兴以蜀”。（3）释教。“释家者，异邦之学，蜀所传者二宗”，一为马祖道一所传禅宗，一为宗密所传华严宗。（4）文章。“文章，惟蜀士独盛”，计有“四始”，一为南音（“涂山氏创，《离骚》所出”），二为赋（“或曰赋始荀卿，然《汉志》录赋实首屈原，原所生即今巫山地”），三为古文（“陈子昂复兴”），四为词曲（“李白创”）。由此，谢无量得出结论，“蜀有学，先于中国”，“惟儒惟道，其实皆蜀人所创”，“若夫其学，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及蜀人治之独胜者，并着以为型，而衍众人遗说”。谢无量打了个比方，“蜀之于中国，其犹埃及之于欧洲乎（欧洲学术出于埃及）”。数年前，笔者乍读此文，惊愕不已，舌挢不下。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谢无量此文此论，其实是自足自洽的，并且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可以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一些特征：比如，大禹所创《洪范》“五行”、《连山》“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再比如，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 “九经”的构架上，蜀学率先构建起 “七经”和 “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又比如，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印、仙道传统，造成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目前文学、艺术、书法界都对谢无量先生的成就高度重视，甚至做专辑进行研究，如四川大学成立谢无量诗稿研究会，拍卖界也对谢无量先生书法极为推崇。市场价值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想象。1．蜀学会。在近代史上，曾经存在过三个蜀学会，分别成立于北京、成都、上海。三个蜀学会各有千秋，而谢无量组织的蜀学会更富有学术意义和建设意义。1898年3月，刘光第（1859-1898）、杨锐（1857-1898）联合川籍在京官绅，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参加蜀学会的有73人，如骆成骧（1865-1926）、王乃征（1861-1933）等。该“蜀学会”以讲新学、开风气为宗旨，并办有“蜀学堂”，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1898年4月，由宋育仁、廖平等人发起，在四川成都成立“蜀学会”，同时创办《蜀学报》。该蜀学会“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发扬圣道，讲求实学”。《蜀学报》“为蜀中开风气而设”，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推动四川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北京与成都的蜀学会，都成立于维新变法时期，自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与政治诉求。这两个蜀学会互相支持，可谓志同道合。戊戌变法失败后，蜀学会、《蜀学报》均被禁斥。1907年，谢无量秘密离京至沪，与四川籍进步人士周紫庭等恢复“蜀学会”，与成都“蜀学会”遥相呼应。三年后，谢无量翩然回川。1910年，谢无量出任四川存古学堂首任监督（校长）。1912年，谢无量就任四川国学院院副。在此期间，将蜀学会料理得井井有条，焕发出勃勃生机。兹以《蜀学会叙》所述为例。根据《蜀学会叙•叙礼》的陈述，蜀学会是“蜀人公创论学之会”（第一条），“蜀学会在佐蜀人兴起于学，修其所有者，以达其所未有者。无关于学，则一切不论”（第二条），这两条表明蜀学会是一个学术性的专业性的学会，一切以学术为尚。“蜀学会以［推］进全蜀智识学问为旨，凡吾乡荐绅先生、硕士、秀民，于义皆当赞成。凡得本会会员介绍，即可入会。如在远方，而愿为本会会员者，亦可投书讲论，提名会籍”（第四条），“外省人有志蜀学者，亦可由本会会员介绍入会”（第二十三条），这两条一则继续强调蜀学会的学术性，二则突出蜀学会的开放性———立足四川而又放眼全国，立足蜀人而又吸纳国人。蜀学会还有谋建“大藏书楼”（第十三条）、订购图书报章（第十二条）、筹建“完全之大学校于成都”（第十四条）、出版《蜀学报》（第十五条）等构想与计划。在当今的四川、重庆以及全国其他各地，以“巴蜀”、“四川”、“重庆”等为名的机构、学会及其会刊、辑刊等，其数字已然不在少数之列，有的已经形成规模、产生影响，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追根溯源，今人的构思、计划与工作，与１００多年前的三个蜀学会，实又不无共同之处。惟因如此，我们还得向宋育仁、廖平、谢无量等巴蜀先贤致敬。2．《蜀藏》。笔者曾经指出，蜀地有注重“文献之传”的传统。巴蜀大地的学人，往往能自觉担当“文献之家”，尤其注重“文献之传”。就川籍对巴蜀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而言，可谓代有其人。比如，明人杨慎（1488-1559）编有《全蜀艺文志》，清人张邦伸（1737-1803）编有《全蜀诗汇》、《锦里新编》，清人孙桐生（1824-1904）编有《国朝全蜀诗钞》，近人傅增湘（1872-1949）编有《宋代蜀文辑存》、《明蜀中十二家诗钞》，今人李谊编有《历代蜀词全辑》、《历代蜀词全辑续编》，等等。目前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巴蜀全书》，是收录现今四川和重庆两省市古文献的大型丛书，将对周秦两汉至1949年历代汉文文献中的巴蜀文献，进行系统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将实现对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录和出版。谢无量与佛教谢无量与宝光寺云晏大和尚唱和诗谢无量为宝光寺祖堂书写匾额谢无量书法海圆融四字并作序谢无量赠文殊院佛如方丈对联1942年9月1日，弘一法师书“悲欣交集”。九月四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十月，马一浮写信告知并附诗，先生作《闻弘一法师顺化》诗，曰“渡水终相见，连墙竟不知。儒林纔昨日，僧腊便多时。淡漠平生尽，庄严一念持。全归同启足，免却轹中泥。”1947年春，应宝光禅寺妙轮法师之邀，为新建成的祖堂书对联，上联曰“双桂契圆通，熏金粟妙香，拈花微笑。”，下联曰“平湖罗海印，浸紫霞佳气，万派朝宗。”款署”丁亥春，妙轮主持建。无量敬书。“法师将先生墨稿摹刻于祖堂大殿石柱之上，保存至今。1955年6月，为新都宝光寺云晏和尚书《梦题山中旧居》，立轴，纸本，行书，四行，曰“幽栖宁是隐，静坐本非禅。白莲菌人立，红芭蕉火然。蹲枭乱松日，豢鳞腥竹泉。忘年复忘义，无我亦无天。梦题山中旧居。云晏大和尚唱正。1955年6月。无量。”款尾钤白文方印“无量”。成都宝光寺藏。谢无量书弘一法师顺化诗宝光寺祖堂对联宝光寺晏云和尚唱和（释文）谢无量作弘一法师顺化诗谢无量书学及艺术价值一、对魏晋风骨的追求谢无量虽然久负书名，但对自己的书法却基本上没有论述，对历代书法评论也很少，不过从其有限的几则论书语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他的书学主张。其题张毅崛藏宋拓《圣教序》诗云：“右军风格最清真，貌似如何领得神。浪比俗书趁姿媚，古今皮相几多人。”这首诗明确称赞“右军风格最清真”，而批评世人多取貌失韵，反说右军书“姿媚”，实在是皮相之论。“清”和“真”是谢无量魏晋书法最推崇的地方。“清”有“清醇”、“清雅”、“清明”、“清静”意；“真”有“本性”、“本原”、“精”、“淳”、“真实”意，在佛教观念上与“妄”相对，是书法“韵”的至高之境。所以谢无量在书法创作中进行了自觉的实践。沈尹默与谢无量交谊深厚, 称谢诗“自然朴实, 有真情”，论谢书则称：“无量法书，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守株者岂望其项背耶？”谢无量则在《癸未冬至日尹默见过并示近作》诗中再一次阐述了自己对魏晋的向往：“独向寒澳倚钓装, 东阳疫沈忽来过。素交把研情遗挚, 细字替花味较多。眼底几须知魏晋, 炉边深与拨阴何。新篇稠登柞无意, 一线微阳气渐和。”“眼底几须知魏晋”一句无疑道出了谢无量的审美追求，东晋追求精神自由、不饰矫揉造作的风气，在谢无量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吴丈蜀先生更为知己，在论谢无量书法诗中多次提到“清”和“真”：“一片清机出自然，真情至性聚毫端。纵横挥洒超凡笔，不近柴烟炭火边。书格搜求史册希，芙蓉出水展清姿。市场多重椒熏牍，偏是明珠不入时。满纸芬芳扑面来，清风朗月见襟怀。何妨把卷朝朝看，块垒胸中片刻开。先生本色是诗人，觞咏余闲着砚痕。同住锦城终未识，天涯何处揖清芬。”谢无量在跋唐光晋藏《张猛龙碑》云：“或大或小，或仰或欹。藏棱蓄势，发为貌奇。虽存隶法，亦挟草情。美媲中岳，兼嗣兰亭。神行乃妙，皮裘为下。旧拓可珍，敢告知者。”“虽存隶法，亦挟草情。美媲中岳，兼嗣兰亭。”两句最值得我们注意，虽是赞《张猛龙碑》的跋语，但何尝不是谢无量对书法风格的追求：古质处存隶意，流畅处显草情，稚拙处合中岳嵩高灵庙碑，潇洒处似兰亭。“先生本色是诗人，觞咏余闲着砚痕。”谢无量对诗学所投入的精力明显大于书学，其先后出版了《诗学指南》、《词学指南》、《诗经研究》、《楚辞新论》等著作。在《诗学指南》中，谢无量“于诗之源流、体格、用韵、琢句之法，罔不亲切着明而议论纯正，不主宗派，援引浩博，不事穿凿。” 可见其用心之苦、研究之深。谢无量则在《诗学指南》中明确提出求诗于唐以前的主张：“故吾国诗格之变，至宋已尽。其不足于宋者，乃求之于唐以前。唯变其形貌，莫能自创一体，久之厌其肤廓，又复返于宋以下。”可以看出谢无量认为诗到宋变化已尽，其后已经不足以师法，要有所创见，必须要求助于魏晋。他在《中国大文学史》中也谈到嘉靖、万历文学和康熙、干嘉文学或雕琢、或险奇、或庸俗、或因袭，已江河日下，不足取法。因此他才主张“求之于唐以前”，只有如此才能有“自创一体”的可能。谢无量的诗歌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故友诗人学者王云凡在《记书法大家谢无量》一文中说：“先生治学，无所不窥，博闻强记，不立宗派；擅长诗词，多有新意，即古文骈散各体，亦无一不精。每一脱稿，人争传写。笔者箧中尝保存其当年《泊舟巫山神女庙》五言长律一首，其自注年月为‘己酉冬暮’，虽系先生盛年之作，已具六朝人风味矣。” 可见谢无量不但古文骈散各体皆精，而且尤擅诗词，盛年时，已具魏晋风骨。二、求实不泥古的治学态度谢无量的夫人陈雪湄教授在评价谢无量的书法时说: “无量谢无量佛学专着《佛学大纲》明朝起作射潮人。”就是用达摩十年面壁和纪昌视虱成轮的典故勉励刘君惠为学当如学射，要下苦功夫，否则不可有射潮之想。三、轩昂之极归于平淡的风格特征谢无量书法同时继承了晋帖的气韵生动和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质朴自然，出以闲逸，又骨健神清、气宇轩昂。关于谢无量的书法师承，谢无量夫人陈雪湄教授讲：“师法二王，游心篆隶和南北朝碑刻，积学酝酿，从而形成自己的书法。”吴丈蜀先生认为：“谢先生的书法是有深厚的基本功的。从他的手迹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六朝的碑帖曾下过相当的功夫。从行笔来看，受钟繇、二王及《张黑女》的影响极为明显；从结体来看，则可窥见《瘗鹤铭》以及其他六朝造像的迹象。”李国瑜云：“谢无量先生精邃经文，涵泳书林，长诗词，精书法。其书上溯秦汉篆隶，由钟王而入南北朝碑群，于张黑女碑尤深致意焉。行草为一代之冠。”到了1923年前后，谢无量的书风稚拙朴厚起来。谢无量自属署“四十初度之作”的作品，笔画朴厚圆劲，筋力内涵，结体跌宕，随字赋型，稚拙古质，已是一派碑学风范，从中“可窥见《瘗鹤铭》以及其他六朝造像的迹象”。抗战期间在四川是谢无量书法创作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谢无量的书法是以帖融碑的，已逐渐退去前一阶段的朴茂圆厚，变得更加自然随意，流畅有序，总体来看少用长画，多用短画，笔画短粗精悍，极富弹性，疾缓徐驰，节奏铿锵，依法而不为法所囿，造险而不失平正。大幅作品格局疏朗宏阔，气度轩昂，情调统一和谐，不遮不掩，自然率真。因为志在鬻书，故这一时期的大字作品流传很多，生拙雅健，碑版意味较浓。正如前文沈尹默所说“无量法书，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守株者岂望其项背耶？”于右任对谢无量的书法甚为推崇：“四川谢无量先生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惭弗如。”谢无量的好友文史专家刘君惠评谢书云：“字向纸上皆轩昂。这是先生的‘书势’，这是有口皆碑的。轩轩昂昂的书法艺术风格正是他轩轩昂昂的情操与品格的深刻反映。先生的书法，笔挟元气，莽莽苍苍，无半点侧媚气，这正如其人。”四川著名报人邓穆卿则认为：“无量书法，世称‘孩儿体’。初看偏偏倒倒，似信手涂鸦；再看，在其偏偏倒倒中透出一股天真灵气，单个字苍劲挺秀，列阵成篇则绰约多姿；如再细细玩味，更会见出许多妙处，令人称绝：既有汉魏碑之刚健，又含晋唐帖之秀媚，严谨处似真楷，流走处若行草，雍容凝重者如颜，瘦劲峭拔者复似柳。”轩昂者，即精神饱满，意境开阔，气度不凡，远超凡俗。论者的“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笔挟元气”、“无半点侧媚气”、“苍劲挺秀”、“有汉魏碑之刚健”等皆轩昂之意，可见谢无量盛年书法有轩昂之意是世所公认的。1957年以后，谢无量的书法开始进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化境。这一时期的书法疏朗而宁静，在安详平静中透出既平易近人又恬淡雍容的气度。点画线条是鸡毫写成，一概删繁就简，不见起讫，既无纠缠曲折的回环，又无一丝多余的牵丝映带，一笔一笔平实写来，波澜不惊，受钟、王小楷的启示尽显其间。通篇布局疏朗，但自有一股静谧之气贯穿其间，使之疏而不散，反而更显澄明之境。纵观古今书法史，似乎只有其同学挚友弘一法师晚年的作品同属一类，只不过弘一大师藏锋敛神、妙迹难寻，谢无量洗净铅华，平淡自然，二人可称雁行。谢无量《诗学指南》十分推崇平淡自然的诗风，反对矫揉造作，平日师法钟王, 恪守规范。每当他挥毫, 我随侍在侧, 只见他一心不二，落笔如飞。运用的笔法, 如虚掌、实指、平腕、竖锋, 意在笔前, 锋行画内, 与昔贤初无二致。” 谢无量作书法钟王，虚掌、实指、平腕、竖锋, 意在笔前, 锋行画内，均是恪守古法之举。“从白云书诀，可以推断, 书以劲利取势, 外柔而内刚, 这一特点, 不仅塑造无量的性格, 也使他的书法, 曲尽‘神实形空之妙’。”白云书诀即是王羲之的《记白云先生书诀》，谢无量从其中悟出书法当以劲取势、刚柔相济之法，可见其对古代书论亦多有研究，体会至深，并用于指导创作。但谢无量书法学古又不泥古，“他写的条幅, 在法度端严中, 洋溢着虚澹萧散气氛。老庄哲学对他影响的深远, 于此可见。”谢无量作书并不拘泥于法度，而是追求一种“虚澹萧散气氛”。这种“虚澹萧散”从哪里来的呢？老庄哲学。可见其学书并不拘泥于书法之内，而是求属于书法之外，终于形成自己虚实相生、博细相衬、 逸稳有度的独特风格。有人认为谢无量的书法是“天赋字”或“天才字”，而并非“真功夫”。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学书法把字写得四平八稳或者把某家临的酷似并不是太难，但有所创新就难了。这也就是“书法家”与“写字匠”、“雅”与“俗”的区别，前者不但有渊源、有继承，还要有创新；而后者只会按照既定模式，陈陈相因，即使朝朝染翰，也只能写“死字”，不免陷入“俗气”和“匠气”。可见书法艺术的“真功夫”，决不仅限于朝夕临池，而应在充分继承借鉴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就谢无量来说，“天分”和“学养”自不必说，临池也是下了大功夫的，其女儿谢祖仪回忆说：“每天一大早，父亲起身的一件事就是练字，院里有一方太平石，约有桌面大小，下面有脚。他先在石头上用笔蘸清水写字，说这是练手劲和笔法。” 谢无量还特别重视细看碑刻原石，陈雪湄夫人说：“无量每游历名山，必攀登崇岩，寻求古刻，从其字势中吸取营养。”谢无量治诗依然是求实而不泥古，他的《诗经研究》对“孔子删诗经”这一事件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进行详细的论述，不盲从于一家之说，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孔子向来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平日最热心古典之研究。又历聘各国，不能行其道，遂决然退居，思就古典文学，有所删述，传之后世。所以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同时与古来所传诗书，亦欲有所删订，此自意中之事。……孔子因为删述群经，故应当删诗。又因为平日于诗兴趣最深，故应当删诗。”由此可见谢无量求实而不泥古的治学精神。这种治学精神决定谢无量对古诗的学习只求历代诗之优良者，不拘于时代，其“论诗主张打破‘三元关’，即宋之‘元佑’，唐之‘元和’，更上溯到‘开元’时代。谓此三个关口不易打破，对传统诗人来说，是有莫大障碍。虽然这三个时代出了很多代表作家。而后来学者，互相标榜，甲彼乙此，各执己见。如明清两代诗人，就为这个‘三元关’所限制，往往不能突破前古。特别是晚清同治、光绪以来诗风，就对于元体的宋诗很崇奉，而尤重视江西诗派。诗人争相模仿，成了风靡一时的‘同光体’。” 谢无量认为虽然开元、元佑、元和成就卓著，但他们的成就不应该成为后人的包袱，一旦受其局限，拘泥于其中，最后只能陷入“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 的泥潭而寸步难行。因此主张打破“三元关”，不拘泥于一家一体，博采众家之长，才能有所创见。同时谢无量还主张为学要沉心静虑、下切实之功夫，如1946年刘君惠随金陵大学赴南京，谢无量临别赠诗云：“十年繁弱暗生尘，壁上悠悠看虱轮。裂尽目眦终一试，谢无量书法作品拍卖参考1、四川德轩2015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谢无量赠象棋理论家贾题韬行草诗卷（617 x 29.7cm）成交价620万2、北京匡时2016年十周年秋季拍卖会北京国际饭店畅怀——近现代书法夜场1956年作行书诗稿册72开（29.5 x 18cm x 72）成交价 362万他在不厌其烦的引述前人相关的论述，如“陆鲁望曰：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四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竹坡诗话曰：作诗到平淡处，要死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最后强调“余以谓不但为文做诗者尤当取法于此，盖风调须高古又须平淡方为最胜耳。”但谢无量早岁有济世安天下之志，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局，蒿目忧心，毅然投身革命，无奈救国新民之志难酬，只有独立苍茫，将孤愤之情，寄寓于诗。故其诗和杜甫一样也具“史诗”之风。如他的《庚子欣闻义和团举事》：“酒酣拔地起高歌，意气直与山嵯峨。”《登金陵北极阁》云：“男儿未死中原在，极目斜阳之涕零。”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有诗云：“变名学剑十年功，耻向横流叹道穷。别有壮心营四海，笑人攘臂作三公。”《题屈原像》云：“行忧坐叹国无人，被髪狂吟泽畔身。要识风骚真力量，楚声三户足亡秦。”《辛巳人日饮孙元良家题赠》云：“仗剑归来战血新，锦城如锦又逢春。健儿海上夸身手，何止田横五百人。”《朱铎民将访曹溪，口占送行》：“直入千峰与万峰，打道行脚正从容。”这些诗句或气壮山河、或沉郁超拔、或孤愤苍茫、或慷慨悲歌、或不屈不挠，总之一股轩昂之气跃然纸上。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谢无量遁入教育与学术。中岁以后，谢无量除主讲《庄子》外，还能开出一门特别课程——《汉魏以后四大思想史》，对玄学、佛学、道学、理学融会贯通，心境逐渐平和。诗歌也多有平淡清新之作，如其咏成都近郊风物的诗云：“木槿编篱土筑墙，田家住在水中央。五月穿棉六月冷，门前夜夜稻花香。”1942年与于右任、林君墨同游江油窦圃山时所赋诗云：“观雾山前看窦圌，嵯峨隔岸耸天冠。仙人已共飞桥隐，独露圆机背面看。”其在1956年至1957年在人民大学讲《文心雕龙》时，也反复阐述平淡自然的诗风。〔25〕诗作也有所变化如《春兴》云：“广都过伏腊，喜气溢农家。平土恢周礼，为邦颂子嗟。民风千石芋，禅意几斤麻。问俗堪行乐，吾生未有涯。”因新政权成立后一派欣欣向荣的喜悦之情在平淡自然中娓娓叙来。1964年《国庆节天安门游步》云：“驰道高楼气郁森，百花齐放夕阳深。亭亭更有青松树，独报领云万古心。”这应该是谢无量的绝笔之作了，但年逾八旬的谢无量再一次在诗作中透露出一种轩昂的气度。作为一个学者，谢无量推崇平淡自然、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魏晋风度；但天下兴亡的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安守书斋，而要为民族兴亡奋力一搏，故其一些诗中勃发一种轩昂郁勃之气。轩昂之于平淡，看似矛盾，其实都是谢无量情操与品格的体现，即所谓诗言志也。谢无量淹博闳通的学问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修养，尤其是他对老庄的领悟和佛道的通解，不仅影响到他的书法风格，也影响到他的诗风。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说：“风格就是人”。所以，谢无量的诗风和书法，是他人生全部修养的融合与反映，离开了他渊深的学问修养和哲理修养，就无从解悟他的风格。虽然“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但谢无量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与超悟的精神追求，会使其诗歌与书法辉光长映久存。1、左图是谢无量1947年为时任四川省代省长兼财政厅厅长邓汉祥60华诞而书，四尺洒金绢本楷书。2、1947年，蒋介石60大寿，空军司令周至柔请谢无量为蒋书寿文，谢拒，后周追加重金，谢才同意，同样书楷书，蒋看后大喜，如获至宝。王文才与谢无量王文才（1922-2008），四川崇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学者，杨升庵研究权威，为国内外所公认。其治学专精博约，著述宏富，在元曲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亦堪称卓越。王文才先生1943年就读于华西大学中文系，1947年就读于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1951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1953年调入四川师范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年退休。其间，先后兼任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王文才先生是知名的中国文学、文献学和史学家。他在国家权威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古代西南僚族考》、《东汉李冰造像》、《李白家世探微》等重要论文；出版了《杨慎学谱》、《杨慎词曲集》、《杨升庵诗选注》、《元曲纪事》、《白朴戏曲集校注》、《成都城坊考》、《青城山志》、《蜀梼杌校笺》等重要专着，著作等。他所主持的国务院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杨升庵丛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王文才出版著作王文才（扬升庵研究专家）的遗愿王文才先生毕生致力于扬升庵艺术研究，并有《杨慎学谱》、《杨慎词曲集》、《杨升庵诗选注》、《蜀梼杌校笺》等重要专着刊行与市，但他生前还未在扬升庵研究会任职，只是名义顾问而已。20年前，王文才先生在世时，就曾与宝光寺主持遍能和尚、新都文管所所长冯修齐商议，把自己珍藏半个多世纪的谢无量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贡献出来，由宝光寺购藏，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杨升庵艺术研究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08年王文才先生逝世，弥留之际再次嘱托家人，此件谢无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扬升庵艺术研究会，让文化产生的价值继续为四川的文化事业服务。本公司经过几年来不断与王文才家人沟通达成一致，此件谢无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权委托四川重华拍卖有限公司2017春季艺术品拍卖会面向全国公开拍卖，拍卖所得款项，除去相关费用，全部捐给杨升庵艺术研究会。王文才与谢无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陈年往事及收藏与保护40年代王文才就读于四川大学，成绩优秀，深受老师王利器赏识。这一时期正值抗战期间，谢无量从香港转重庆退居成都，生活窘迫卖字为生。他常常与林思进、庞石帚、向楚、王利器等一批文人在华西坝时常聚会，得老师王利器引荐，王文才也偶尔与谢无量见面，仰仗谢的才华、诗文和书法。这一时期培养了王文才书画收藏的浓厚兴趣，鉴赏水准也大幅度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反五反，减租退押大行其道，大量古旧字画在成都玉龙街变卖，正是这一时期，王文才发现了此件谢无量的《般若波罗蜜心经》，欣喜若狂，果断收为至宝。半个多世纪以来，秘不示人，贮之高阁，很少悬挂，时不时拿出自己瞻仰一下。历经十年浩劫，保存至今完好无损，实属不易，幸哉！幸哉！款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甲申孟春，谢无量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