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陶瓷的钟爱往往表现在他的诗作中。乾隆爱写诗，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弘历浩如烟海的诗作中，仅题咏陶瓷器物的就有一百九十九首之多，时间跨度从乾隆七年到乾隆五十七年，年龄从三十二岁到八十二岁岁，可谓乐此不疲，足见其对陶瓷的酷爱与欣赏。 乾隆不光作诗，而且还把诗作直接镌刻于宋瓷之上。每得到一件宋官瓷，特别是五大名窑的作品，他必要赋诗一首，同时命造办处“刻字作”将诗镌刻于器物之上，传之久远。此件“清高宗御制诗定窑花口壶承”既表现出了乾隆对于北宋定窑的认知，也反映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观念。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诗中乾隆不仅考订作品的窑口与年代，也表达出个人对釉色和烧制的看法。 值得关注的是，乾隆皇帝降旨刻诗，并非整批送交，而是分次交办造办处负责的如意馆和懋勤殿处理，间接反映出镌刻御制诗背后所存在加以选择的意向。乾隆皇帝选择的品味，从以北宋定窑、汝窑、南宋官窑作品居多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意图透过对宋朝瓷器追溯，为乾隆官窑，创造出一个可以依循的典范。 总之，乾隆的陶瓷鉴赏观，大概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重点：一是优质陶瓷象征帝王的德行。二是不同的器形与釉色，代表不同的人格特质。三是鉴赏陶瓷绝非玩物丧志。酷爱艺术的乾隆皇帝凭借盛世之昌隆，不遗余力地发展文化艺术，其艺术水准与鉴赏能力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而当时官员的审美上行下效，以皇室宫廷的艺术品位为中心。可以说，乾隆皇帝艺术品味确立和引领了十八世纪的美学标准。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但更令他陶醉的是收藏之精。诚如西方史家所言：“乾隆的收藏是帝王品味中最高的表现，是对最稀有、最好的东西的历史性保存；同时，这些收藏品无疑地都是光彩夺目之作，多半且是无上珍品。”从乾隆收藏之富，到其收藏之精，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予以最为贴切。这不仅记录了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精深文化的审美烙印。 类似的例子可见藏于戴维德基金会的一件定窑乾隆御题诗印花碗上，其所刻御题诗落款为“乾隆丁酉年”（1777年），而收录在《诗集》四集卷八十六中原文的落款时间为“乾隆壬寅年”（1782年），详见Margaret Medley，《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伦敦，1980年，页19，图版4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北宋汝窑洗，器底也刻有与本件拍品类似的御题诗之原文诗句，落款“乾隆丙午清和月御题”（1786年），该汝窑洗在余佩瑾文章中被提及，详见Yu Peichin, “Consummate Images: Emperor Qianlong’s Vision of the‘Ideal’Kiln”，刊登于《Orientations, November/December 2011》，页80－88，图版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