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说明 释文：君毅与四兄同看：昨将夕接徐复观先生一信，首举吾欲问南京中大情形一语，接着便举君毅与宗三先生如何为学的精神，躬行实践，救世等，居然圣贤！而叫吾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信末，又举四兄吃苦诲人，毫无怨言，以刺我之向他道苦。此信吾于九月十八日早，托人带城还与徐先生自得覆看，并与秋原及丕介先生同看，再转你们及牟先生。今请你们平情静气，拿出良心看该信之意味，勿专想老夫之坏，而以良心玩味徐先生信之意味。否则天地闭、日月食，恐罪不在老夫。我在上春，只怨气候，欲走，并未向徐公言生活苦，似亦末与你们谈。中间与徐通信也不多，后为稿子事，说不好再抄，仲女生活真苦，不好强之，此等信内说过生活。最近因艮庸回，说他（徐先生）来广与艮[庸]商吾之避难办法云云，吾极感其厚意。艮庸所云到急时，小船赴港等语，吾实厌恶。因平时已不能赴港，到急时，如沪上已有抢劫，此地匪风凶于沪，小船好行否？又英人于码头上，警戒必严，也在意中。又房租与尔时生活费，吾无此力，艮庸又何力？此等语，明明不思考徒好听，吾恶之而末欲详说：因举生活事，明艮庸之好轻言而不思考。须知吾六五之年行快过，已进古稀，举动决不轻。自卅六年，吾在平，适东北一度危机，艮庸叫我南来，说他家有七百亩的农场，吾因此欲来。后闻气候不好，吾昨故赴杭。他说气候本不好，但无论如何比四川好，我又心动。及昨秋徐州急，艮庸又约来，复观先生亦赞助。吾当时回鄂之意、及转川之意均有，不定要南来。但徐先生实促来此之信颇多次。吾因函艮庸云：卅五年吾在川之化学社，北大薪吾曾退一次，郑毅生等未撤销，冯文炳代收，共买七两金，[此]吾去年所苦积者，稍资零用。因云：七两望付农场作一经营，使吾有生活把握，才可立足。否则如此时代，你儿女多，吾何可累汝乎？云云。他都不表示困难，只慨允，叫我来。我来以七两交他，要他交农场想法经营。结果，他没有一毫办法。幸教[育部]薪从[年]头发至七月份止，徐先生也曾零助几次，故乡刘子泉也曾零助几次，而因物价太高，先前三口人白米、青菜的生活耗得精光，不能如四川有生息之办法。此乃华洋交通之地，市场变化多，非四川可比。假设吾赴四川，一月不用此，便生一月之息，两月不用此，便生两月之息，吾可不苦。艮庸如不轻诺，吾不至如此苦，此所以恨艮庸也！以此明艮庸之话不能轻听。他分明见吾苦况，无办法，而就说逃难之易，吾因动气（以上语，望以平心体察吾况）。吾绝不是疑艮庸心坏，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吾非无知之小人，只怪他遇事不考虑，好轻说好听之言，所以动气。我平生用脑太过，今年事至此。又当危亡之际，心总苦，而加以如此生活。我函复[观]说从去年以来，未见鸡肉：因知复观好疑吾言，故举一誓。所以如此者，老年人心情苦，不比强壮者忍得住（注意），以此见吾之苦是实，非形容词。吾若到川，决不会如此苦，所以恨艮庸，便极道吾苦。事只如此，并非别有用意。譬如陶渊明几乎首首诗说穷，不过写实而已，他胸中何曾无聊？徐先生也该体察吾之情，只是向亲人道现状，何可刻生猜处：吾年将七十，何曾无聊过！且吾非无知者，徐先生有甚力量，能解吾困乎？我如此无知乎？陶子钦劝吾函希[圣]，对赴台经济事士，言之巨公。吾毫不起念，直拒其议。徐先生本身只有那多力量，吾非乡愚，而求他何为乎？向亲人说苦况，此人情之常也，平心察之乃可喻耳。且吾恨艮庸者，尤以住处真是牢狱，散步不可、言语不通。前有江西胡君欲来与吾同住。吾函谢之，他不听，乃令先来一看。初到，见清净，极高兴，说明天回城移家来，吾亦喜。乃翌晨起，胡乃曰：吾思之一夜，究不宜来。不通言语、不可散步，犹如坐牢。老先生耐许久，我们三、五天后万不可耐。且物价比广州高（既非僻远之县，故高），百货聚于都市，此距都市有相当之路，赴市买物不易，故又高于城。如此时代，耗费也难。中大曾下过聘书。他不交我。我不知，不能作借住想。后来知之，则局面已变，陈将下台，也无法交涉。此人胡涂，不谅人苦，此又吾恨他之故也。复观先说来此，及去冬来看一次，遂决不来。而今乃举钱先生之盛德，以辱斥老夫还怨。其实，四兄虽年过半百，而比于我，则小多矣！他可耐，吾难耐也。他住中外著名之大市，我则坐牢。他之饮食当不似我之苦，此皆不可援之以教责老夫也。人心之不平，何可一坠之九渊，一推之天上乎！此何心理？吾不可解也。至问中大一事，本由艮庸听君毅说：南京主者，对大学不过问，不干涉，宗先生且敦君毅、宗三回去云云。我多年有一痛念。何痛？古人当危亡时，有生道，有死道。有生道者，可退隐也！有死道者，如愿以一死反抗恶势，则一死可以明正义，激天下之公愤，即此死足为国家民族之生命力，予以兴奋与培养或助长是重于泰山也！今也不然，生则不可望如武侯之可以苟全：死乎则当今之世，虽不利于国之作法而不可责以亡国罪：彼有思想、有学说，有为其所据之正义，而公愤且归于彼矣。又如杀人，本不仁也！而今则不然，有一派哲学思想，认为真理、不仁非可谓之不道德，公愤亦归于彼矣。汝若死，天下所共斥，群众与大学师生所称快，不如一死蚁也！故今日善人无死道，诚然之言也。世道至于无死道，而人道乃真穷矣！船山、亭林、念台诸公，或生或死于明季，皆易为。我辈今日，乃真无以自靖，老夫真苦矣！然老夫自定有不易之矩焉，将来学校不能容余说所欲说之话，而或容吾说其勉强可说之话，吾当教书，冀存一分种子也：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则必不入学校，或饿死亦听之安之。如可容身社会，过苦日子，随大化迁，则亦无不可。如不容为此，则亦死耳！死为自靖之事，当有义在。是则老夫所早自计，所必持而决不易之道也。一问中大，便请之以问毛公：且举唐、牟两先生圣贤之高谊，以教斥讽刺[当视为卑贱]之老翁。老翁果卑贱，不可希两先生者乎？人伦丧、天理亡，恐皇天也不容！且上春，裕文函谓可回北大。吾以告徐先生，先生曾嘱：如查得可回，不妨回去。然吾至今未有此行也。问之中大也不过因艮庸引起，随便之词，可遽坐以罪案乎？韩文不用本名，实则胡[拙甫]名，亦非其本名，因彼在沦区，须为人想也。彼本教授，而为此文求吾改定，呈部审查，吾改未成，而局已变，审查事罢。然吾终成此文，欲异日付彼。多用“老夫曰”者，彼不肯以我之见施于他，恐人讥不类，亦坦白之士也！如送部，则吾不多用“老夫曰”，今无此举，故多“老夫曰”耳。牟、徐二先生从不知此事实，却素知某方本不可测者。老夫一向未进当道，此刊，社会皆知有色彩，徒以私情付稿，而惹嫌疑。老夫不去台，不往港，先生等能保无不测乎？无麻烦乎？以此鄙薄老人，于心何忍？占在另一地方。而刻以衡人良心何在？吾骂名士，此恨甚深长，此见甚高远。东京以来，夷狄盗贼交宰之局，民智德力皆不行之故也。民品之下，由士类不足为领导故也。士类之坏，由名士之风也。吾《读经示要》中卷首砭名（士），公等绝不留意何耶？高远之义，你纵不解，吾举一事：民气丧民心去，而军气丧军心溃，国亡矣！所以致此者，名流首以浮浅导天下，使天下人一天一天不得深思远虑与正知正见：康、梁、吴、胡先后风动，而有今日之局。汝等独不悟耶？徐先生责老夫与名高者争名不得而挟忿。试问：吾六七十年间，行事昭昭，科举未废而已入营为兵，以谋改革，也曾冒险。此铁的事实，汝可毁坏乎？旋赴江西躬耕（心恨党人），异乡欺生，千磨百难，时吾县同时两督军，其一且为巡阅使，庆弹冠者不知多少，吾奇危不改吾操，终守田里。此铁的事实，汝可毁乎？到北大，两点钟的薪水，吾安受之十五多年。民廿一年所加，也无几何。吾一心向学。何曾怨尤？北庠当局与名流皆未尝识面，钱先生忍抹煞此事实乎？可曰不闻此事乎？徐公试问之可也！复性之事，无关讲学，义所不必为，不计生活而毅然舍去。此铁的事实，汝可毁乎？素痛心当局，然于某方之交结，绝不轻移，中天下而立，当世唯老夫可说此事耳。此铁的事实，汝可毁乎？南来只在艮庸处坐牢，不曾半次入城：某先生厚意，欲予以特约编辑，吾犹未受薪。此亦铁的事实！卅五年，某款吾分文未受：汝可问万某与内学院，可厚诬乎？半百而后出书，六十以前未有只字入刊物或报纸，晚年问随顺人情，此可曰为名乎？老夫一生在辛苦中硬挨，与世无迎合，于朋友学生有责备无标榜。一世孤零，即由此致，而日争名不得耶？吾虽不才，何至争名不得耶？无知之徒虽必怪，然老夫以衰年当亡运，心恒不快，遇此恶剧不能无言也！唐、牟二先生文字，老夫年来时戒之，此必有故。若谓老夫不测高深，二先生之所至虽已高深，老夫或未至目不识丁也！决非吹毛求疵也！总有几分苦意也！知言谈何容易？徐公欲抬之上天，其实，他未上天。我从旁苦督之，他如反省，或可有上天之望。汝不要轻老夫太过，老夫不必是凡夫资禀，更辛苦将七十年，迄今犹在用功也。儒、佛、道根本关头，汉以来二、三千年老夫敢曰无人打得过。两眼无花，老夫可自信。昔慈湖先生，见学生与后进肯进他者，便极力吹高，黄梨洲以此谓其门下不能有人才。明道太和，对人无疾言：伊川严厉，逢人便教督，说得好，他还责之曰：贤者更加涵养！故明道自谓不如伊川能弘此道讲此学。世风益坏，人皆喜自高，要人说高才合意，不悟此乃自杀之道也！吾有何不可于二一面后再相见，只不谀耳。真说得是，吾何不听之有！又谓责人之信，不当与人看。实则，所与者皆其接近之人，并非登报。孔子对门人，打其故友原壤先生，且责以不死为贼，门人记之传至今。后人何尝以此轻原壤？反以此留名耳！象山责朱子之论，至不客气，而常抄示各方友好。朱子当时不悦，事后仍称其表里如一。圣贤固如是，全无世故也。《越缦堂日记》有鄙弃王湘绮之一段话。直是骂得狗马不如，且谓其文理不通，《越缦》至今在文学界负盛名，其骂也，终无损于王壬秋之毫末。吾平生论人之短，同时必举人之长。君毅、宗三可黑心不承认吾此语耶？汝侪于吾精神一毫不感觉，而以私意相猜，成何话！徐公则吾无责矣，世故嫌疑实不用讲，吾说话写信。总随意所之。《新论》出，妄评者也不少，吾从不理。间有理者，总是他人不断的说，说动了，才动笔，然终甚少为此也。当今之日，谁肯骂人？又谁能骂人？你们乃无心肝至是乎！此是何等惨时代乎！可不反求乎！浮泛而不关痛痒之长篇大论，清末以来擅长此多矣，到亡时何必多演！四兄之文别处不说，佛家涅盘，果如尊论，即涅盘非实有也。佛法自释迦至大、小、空、有各派，为说虽至歧至繁，要皆以涅盘为归宿。大、小各家对涅盘之意，虽不必全同，而确有同一真脉所在。否则如何皆自承为佛法乎？此点真脉是大、小各家所共同者，究何谓？吾于此确曾用过苦功来。宜黄与秋一向好诋吾任意，不多读佛经。实则，吾读其必须读者，不做泛滥工夫，他不察耳！《新论》出，内院合力相破，谓吾必遭破打，及《破破》之论出，彼以半年的工夫作《破破破》，最后终[作]不出。吾义证坚强，他不能摇也！此周少老昔所常言也。你不要疑吾亦不了涅盘，此根本大义，吾若未透，岂敢评旧师而造《新论》乎？切勿鄙视吾言，以为不足听也！夫生灭不住者非无真实根源，《胜鬘经》大乘之巨典也，以少文而摄无量义。其归本之言曰：“澈法源底。”此云法者，即谓生灭法：源者本源，底者根底。生灭灭生，刹那无住之法，非无源底，而凭空得起也。譬如众沤相，顿起顿灭、顿灭顿起，而无住者，由有源底，即大海水故，否则无有起灭不住之众沤相也。又如一闪一闪、不住之光相，非无电力为源底而凭空得起也。喻斯譬况，则虽于无常无住而见实体（于字及见字，吃紧），要非可谓无常无住者无实体（吃紧），而只于无常无住者之上，漫云不作思维，不起识别，便是寂灭，便是真如，便说名实体也。譬如：于众沤相而见为一一沤相皆是大海水（即实体，亦即沤相之源底》，此则诚然：若妄计着一一沤相，而不知有大海水为众沤相之源底，此非迷惑之甚乎！四兄谈涅盘，只是假名词，实只执取生灭法，而以于生灭法上无思辨，无取着，便说为涅盘。佛法果如此，宇宙人生都如幻如化，无有根底，何所归宿？此甚不可也！涅盘名目虽有四，而实只是自性涅盘。自性一词何解？望体究！不过《涅盘经》与《胜鬘》等经，谈涅盘都可如吾以上所说，唯空、有诸菩萨将生灭不生灭有打成二片之嫌，虽以不生灭（即涅盘）为生灭法之源底，而有不能圆融之患。此话要说太长，且止（但源底的意义是共同的真脉）。以上说得太省略，且有些话不可公开，幸勿示人。四兄学问自有专长。不谈佛法不为有损，多谈佛法不必有增。此在佛门中，为极高无上之归宿处，很不易说，不可随便谈谈引起世人误会。今人一切无正知见，生心害事，甚愿四兄于此一事，降心加察。此乃随触谈及，非故意与你起诤也！我和你究是多年心契，故不妨谈谈。秋原将《语要》及韩文稿千万寄还吾，须包好，不可损失，珍重珍重。十两在艮庸处，吾未动用，复观先生务向艮庸取去。昨信已言之，不知到否？此信请君毅及钱先生看了，妥转丕介先生，因初头之信他看了故，再付秋原、徐、牟二先生。如不一一交到，即不成人类也！至嘱。九月十九。熊十力与其弟子唐君毅、徐复观等，皆是民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历史车轮来到了1949年这个极为重要的节点，离开还是留下，成了一个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大问题。既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文化信念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个人命运和未来的问题。9月19日的这组信里，熊十力所发出的关于“世道至于无死道，而人道乃穷”的一段内心独白，其理想上的坚定和内心的凄凉苦闷对比鲜明到令人心痛的地步：“世道至于无死道，而人道乃真穷矣！船山、亭林、念台诸公，或生或死于明季，皆易为。我辈今日，乃真无以自靖，老夫真苦矣！然老夫自定有不易之矩焉，将来学校不能容余说所欲说之话，而或容吾说其勉强可说之话，吾当教书，冀存一分种子也：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则必不入学校，或饿死亦听之安之。如可容身社会，过苦日子，随大化迁，则亦无不可。如不容为此，则亦死耳！死为自靖之事，当有义在。是则老夫所早自计，所必持而决不易之道也。”最终，面对时代巨变，弟子们大都走了，而熊十力留下了，1950年春，熊十力接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先生甚感兴奋。后来安排住所，回到北大授课，也得到了当局不少的礼遇，亦写出了一些学术作品，然而他的内心是孤独而落寞的，他的学说渐渐被边缘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一步，最后的最后，在历史的角落里，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定格在浩劫之下惨遭批斗的画面：批斗结束后，熊十力常独自一人，面容悲戚、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或公园，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走累了就席地而坐。然而，街市攘攘，人人自危，没有人理会他。令人唏嘘！熊十力（1885-1968），原名开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黄冈军政府参谋，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后任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学佛。1922年受蔡元培聘至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四川任复兴书院、勉仁书院主讲。任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