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马以青铜为材铸成，马神线条流畅，鬃毛清晰可见，马张口，若嘶鸣状，另外马的神态形似汉代之马，但观其铜质绿锈更接近于宋明时代。作为耳熟能详的形象，传统艺术对马的塑造，一直连绵不绝。悠久的马文化历史，产生许多关于马的艺术作品。譬如东汉的马超龙雀，譬如唐代的昭陵六骏，皆是举世闻名的名马。古代用马的历史颇为久远，马形象在中国社会中往往作为社会阶级的指标，唯有在统治者及贵族墓葬才会出现青铜马，可视为权势与财富的象征。商代周至汉代之前的马形象艺术品，特征多为体矮颈粗，采四肢伫立，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马，细节如向后倾斜的四肢、垂至地面的马尾等皆反映着汉以前马匹特有的姿态。直至西汉武帝马种改良，将乌孙马更名「西极」，名大宛马为「天马」，此后在艺术表现上则逐渐演变为富有动态感的高大骏马形象。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后汉书·马援传》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匹对于国家的强弱盛衰起着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备受重视。汉代出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十分重视改良马种，汉朝统治者通过纳贡、互市、战争等手段大力引进外来优良马种。这些来自西域的良驹使汉马「既杂胡马，马乃益壮」，此后「天马」便成为良马的代名词，汉武帝特为此而歌：「天马来兮从西极（今伊犁河流域），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他还诏令相马专家东门京铸大宛马铜像，立于未央宫北门的鲁班门外，故鲁班门又称金马门。在迄今所见的历史文物中，鎏金铜马作为一种天马的艺术形象，首见于西汉前期。同时因为马匹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因此，大量骏马的形象出现于汉朝雕塑和工艺作品中，因汉代雕塑马在工艺美术史中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神韵和气质，而深受藏家喜爱。观此尊青铜马的面部，会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在两耳间生有一角状肉冠。据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西汉帛书《相马经》说，这肉冠的大小，同奔驰的速度有关。其长一寸，日行三百，其长三寸，日行千里。另据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马有肉角数寸」，表明该马是依大宛马铸造的。奔马矫健、彪悍，行驰为对侧步，集河西走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显是按良马标准所塑。此后的大约一千多年间，近似于这种体型的马屡见不鲜，它们或是日常出行的伴侣，或是驰骋征战的良骑，故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为畜牧之盛也」的说法。此外，汉代人还将对天马的钟爱上升到神话的程度，在汉代雕塑、画像砖石、墓室壁画等艺术作品中，常常出现长着翅膀的翼马造型及「天马行空」「仙人奔马」等主题，这也成为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马文化的鲜明特色。从出土文物看，最具代表性的是1981年陕西兴平豆马村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出土的一匹鎏金铜马，这件鎏金铜马是目前所知唯一经科学发掘的大宛马金铜造像，现藏茂陵博物馆，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5.5公斤。据考证，这件鎏金铜马是汉代饲养在上林苑或御厩中的大宛马（汗血宝马）的艺术造型，通体鎏金，极显富丽华贵，同出铜器多数有铭文「阳信家」，应为帝室贵族所有。另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西汉早期铜马与驭手，以及甘肃省博物馆藏，1969年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的汉代铜奔马，均为此件拍品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除此之外，大量的汉代陶马也可为此作品的断代提供参考依据，可参见苏富比、佳士得早年拍卖的多件拍品。参阅：西汉鎏金大宛马像茂陵博物馆藏，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6千克，1981年5月于陕西兴平出土汉代马首雕塑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汉代铜奔马甘肃省博物馆藏，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1969年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