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水墨风华》P81，文物出版社，2015年。|2.《翰墨华章—新中国以来名家书画文牍集》P66，文物出版社，2015年。|来 源：香港苏富比2004年秋拍Lot544。 款识：一九八七年，作人。||钤印：吴作人印 |备注：Tuyet Nguyet Markbieiter旧藏。Tuyet Nguyet Markbieiter，《亚洲艺术》创办人。||吴作人 天鹅、熊猫|WU ZUOREN SWAN / PANDA|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迅猛，深刻有力地冲击着封建文化的传统格局，激起深刻的社会反响，引起了一系列重大文化问题的论争。这种文化界的争论自然也涉及到艺术风格的发展方向，究竟该不该坚持传统的民族艺术，还是将“西学东渐”进行到底。前辈画家们如林风眠、徐悲鸿等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迎接吴作人等第二代画家的仍然是同一历史课题。每一个画家都必须作出历史的抉择。能否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推动艺术的新发展，成为检验衡量其艺术活动价值的基本标准。而年轻的吴作人对于这一重大话题，则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民族性’在艺人修养中自然流露，今之唯恐失‘民族性’而戚戚者，当知非油色麻布之能损我‘民族性’。况‘性’依境而迁；东西方‘境’不同，则东西方人‘思维’不同，现代之中国与千载前之中国不同，何必现代之中国人‘思维’强与古人同？则动笔须‘仿某某山人’的理由又在哪里？”（《艺术与中国社会》）吴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对中西艺术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的实地考察，通过画布上色彩的塑造，宣纸上水墨的挥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的观念、语言、技法都作了长期刻苦的比较与探讨。终于使他能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从不同视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作宏观的考察、清醒的比较和科学的判断。|《熊猫》与《天鹅》两幅作品都是吴作人先生对中国传统绘画考察与探索之作。分别作于1975年与1987年。熊猫是国宝，也是吴作人笔下较多见的题材之一，多绘于五十、六十年代，吴作人将绘画重点由油画转为国画的初期。熊猫色泽虽单一，可变化多端，憨萌可爱，吴作人笔下的熊猫，采用泼墨大写意的画法，寥寥数笔就将大熊猫的活泼可爱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墨色深浅也运用得恰到好处，浅色墨勾勒出熊猫的轮廓，而深色墨块染就了熊猫的毛色。由于宣纸渗化的特点，饱蘸浓墨的笔融将熊猫的绒毛表现得纤毫毕见，使熊猫充满动感，栩栩如生。没有人不为熊猫那奇异的黑白相间的毛色，憨态可掬的神情，看似笨拙实则敏捷的步履所吸引。|《天鹅》一图虽作于晚年（1987年），但天鹅这一题材却是脱胎于吴作人四十年代西北之行。四十年代长达两年西北之行，使吴作人对于西北牧民的那种猛勇、雄健、淳朴的精神有了十分深刻的体会，给他的艺术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他的艺术既接通了传统的源流，又找到了直接的生活源泉，得到了无比丰富的营养源。从而使吴先生的艺术体现了生活修养、精神境界、笔墨情趣的和谐统一。通过敦煌早期洞窟壁画犷放、刚烈、挟雷霆御风云的气势与力度，吴作人体会到一种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四种品格也构成了他的审美追求与创作理想。吴先生后来创作的黑天鹅、牦牛、苍鹰、骆驼正是这四种审美理想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