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艺术市场纵有兴替更迭，此长彼消，然对于真正稀珍尤物，却始终能够超脱时空局限，熠熠生辉。宋代陶瓷蓬勃发展，且当时文人墨客对淡雅青色钟情甚矣，于是这一时期烧造青瓷的窑业林立，数量众多，当中不乏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等众多杰出代表，但在汝瓷面前也无奈稍显黯淡。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汝窑，釉色风格独具，它蓝中带绿，又微微闪现着淡粉色的光泽，温婉朴雅，与其他青瓷截然不同。徽宗皇帝更是青睐其内敛含蓄之美感，由此贵为御瓷，地位至高，一器难求。此件汝窑青釉洗，冰莹润澈，天青犹翠，釉薄处隐约可见粉色光泽。内周壁有冰裂纹。底周排布五枚芝麻花细小支钉。敛圆口，浅弧形壁，圈足外撇。与本品器形釉色相近者，一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藏品（《贵似晨星—清宫传世12至14世纪青瓷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16年，页31，故瓷013962）。另一可参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故宫博物院，北京，2015年，页036，图版4）。汝瓷稀贵，巧致雅绝，位中国陶瓷之首，其对烧造工艺要求精益求精。南宋周辉撰《清波杂志》（卷五）云：“辉出疆时，见彼中所用定器，色莹可爱……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文献表明汝窑烧造时用玛瑙入釉，颇具神秘之感。事实上近年在清凉寺汝窑考古发掘中，确实在位于中心烧造区的西南方位T44北部元代地层发现有大型玛瑙石。从今天的科学角度解读，玛瑙为石英的一种，由二氧化硅沈积而成。在釉中加入玛瑙粉末并不会对瓷器本身的釉色、开片、质感等造成影响。然当时宋代工匠以玛瑙为原料，猜想应是被玛瑙的天然奇美所吸引，便试图借此烧造出汝瓷令人神往之天青釉色。观此器物底部，可见其为满釉支烧，制作时仅在底部以支钉隔开瓷胎和匣钵，以让器物烧造中不易变形，也可让釉尽可能包裹住整件作品。在装烧时，一个匣钵对应一件器物，耗时耗力，尤可见精细程度之高。汝瓷标准器中一般尺寸稍大的碗、盘、洗，底部多为五个支钉痕，而小尺寸者则为三个支钉。本件拍品即属前者。另一显著特征为其圈足略向外撇，传世汝瓷中洗、碗、盘、茶盏托等都具此种工艺现象。经考证，此种作法应系模仿当时同式样的金银器而为，在其他瓷窑中则比较少见。手工业的兴衰往往反映着国家的强盛与否，如清三代官窑瓷器之鬼斧神工，精巧妍丽，即与当时背后清王朝的如日中天不无关系。但徽宗在位的25年（1101-1125年），却是北宋统治最为腐朽的时期，宦官当道，依仗权势，无恶不作，整个国家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严重。而就在这样的时期，举世瞩目的汝瓷应运而生，可谓黑暗岁月的一抹曙光。可以想得，当时徽宗一面背负着治国无能的闲言碎语，一面还极尽所能推行自己的审美情趣。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矛盾的对立却也恰恰体现了徽宗对审美艺术极致狂热的不懈追求。汝瓷，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载体。根据陈万里先生对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南宋顾文荐撰《负暄杂录》等有关文献的分析，以及目前学者的普遍观点，认为汝瓷烧造的时间应在宋哲宋元佑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期间，前后约20年左右。由于汝瓷烧造时间极短，故传世器物甚少，国内外现存不足百件，且大多为原清宫旧藏品。目前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1件）、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12件）、上海博物馆（9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5件）等单位，国内外其他公、私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亦有零星收藏。 1940年以来，除现拍品，仅有七件汝官瓷经由拍卖售出：汝窑长颈赏瓶, Eumorfopoulos旧藏，现属伦敦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藏品，售于伦敦苏富比1940年5月28日，编号135。汝窑水仙盆，属安宅氏旧藏，现存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编号10），曾二度于伦敦苏富比售出，首为1959年3月17日，编号26，后为1970年2月24日，编号1。汝窑圆笔洗，属罗桂祥基金会旧藏，现存香港艺术馆（编号51），曾售于伦敦苏富比1980年4月15日，编号140汝窑盘，属Stephen Junkunc三世旧藏，现为区百龄收藏（编号80），售于纽约佳士得1992年12月3日，编号276。汝窑盘，同属Stephen Junkunc三世旧藏（编号69），售于纽约佳士得2006年3月29日，编号401。汝窑葵花洗，为艾弗瑞•克拉克伉俪旧藏，现属私人收藏（编号29），售于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编号101。汝窑天青釉洗，为台北鸿禧美术馆旧藏（编号40）售于香港苏富比2017年10月3日，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