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石榴寓意多子多孙，于明代已是相当盛行之纹饰，而将其用作为瓷器造型，则是雍正一朝的创新之举。石榴以“多子多孙，榴开百子”之寓意，象征家族血脉之延续兴旺，备受皇帝喜爱，成清代御窑之典型器。纵观各朝之石榴尊，以雍正之造型最为秀致。本品拟取石榴天然形态，花口分五瓣为蒂，鼓腹浑圆，犹如饱满多子的果实，精巧可人。|本拍品通体施仿官青釉，釉色幽隽淡恬，开片淡黄，颇具宋瓷意蕴。雍正一朝，各色单色釉石榴尊存世数量稀少，按目前已知，一件仿汝釉石榴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载于《清康雍干名瓷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图版62；北京故宫一件霁蓝釉藏品，录于《清代御窑瓷器》卷1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图版127；一件窑变釉石榴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见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图版61，页95；上海博物馆藏一件仿哥釉石榴尊录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图3-29。然查公私机构馆藏，目前似未见似本拍品仿官釉石榴尊。|来源：张静江（1877-1950）旧藏|现藏家直接购自于张静江后人||张静江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1877—1950），名人杰、增澄，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静江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支持革命|光绪三年（1877年），张静江出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张静江在离开家乡南浔之前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行侠仗义，深受乡人夸奖。由于南浔张家资产颇大，是南浔“四象”之一。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谚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千万两以上者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足千万者称‘牛’；一百万两以上不足五百万两者叫‘狗’。”张家与张静江的外祖父庞家均被列为“象”。而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鏳，“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引者注）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21岁时，其父以银10万两捐得二品候补道衔。|早年张静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白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同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此次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6年6月创办《新世纪》周刊，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即为一例。|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民国三年（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他却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涩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足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并说治好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由此而来。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不期重病住院，张静江抱病赴京到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的样子，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自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病情的变化情况，天天企盼出现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抗战岁月|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繁多，如直属于行政院办公厅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除去张静江（信丰中学林锐翻拍）|这三个主要的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务的经济机构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机构：隶属于行政院的铁道部、交通部、实业部等，这些部门建制重叠，互不相属，彼此分权，职责不明，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将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合并，成立经济部。随着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机构并入经济部，张静江便由港赴欧，最终赴美。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抗日战争爆发后，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资助孙文|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与蒋介石|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